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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各项改革措施不断推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同时,中国经济也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困难。对当前中国经济怎么看,下半年的工作怎么干,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组织这组笔谈,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信心、有定力,看大势、看趋势,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行稳致远,多做强基础、谋长远之事,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竞争力。
总体平稳符合预期 五大理念引领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符合预期。从狭义上看,符合预期是指经济运行主要指标符合年初的目标预期。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6.7%,处于年初确定的6.5%—7%的预期目标区间之内;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71.7%,城镇登记失业率4.05%,低于4.5%的年度预期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2.1%,也低于3%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从更广义的层面理解,符合预期是指经济运行符合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的预期。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充分显示,我国经济运行正保持着稳中有进的势头。
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新经济茁壮成长。科技创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施,启动一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超级计算机、大飞机等尖端领域实现了历史性新突破;企业更加重视创新投入、技术研发,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上半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41%。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活跃。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日均超过4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1.4万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新登记企业中信息、文化、教育等新兴服务企业增长30.2%,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81.1%。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蓬勃兴起。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个百分点;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业创新日益活跃,创意设计、远程诊断等服务模式快速发展;顺应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的相关产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88.7%,工业机器人增长28.2%,太阳能电池增长28%,城市轨道车辆增长19.1%。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供需协调区域协同明显增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有积极进展。上半年原煤产量同比下降9.7%,粗钢产量下降1.1%,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4个月减少,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对脱贫攻坚、农田水利、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软硬基础设施投入明显加大。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稳健。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7.5%,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4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特别是以第三方物流、研发设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工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技术含量不断提升,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2%和8.1%,比整体工业快4.2和2.1个百分点,占工业比重同比提高0.7和1.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升级势能持续释放。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3%,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3.4%,比上年同期提高13.2个百分点,住行、信息、旅游、文化等消费表现抢眼。多点支撑区域格局得到强化。上半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6.4%,快于全部工业0.4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主要指标增长仍然快于东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扎实推进,绿色发展态势良好。节能降耗成效明显。上半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能源利用效率整体提升;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2.9个百分点,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高2.0个百分点,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发生积极变化。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上半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76.7%,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2.9%,下降0.5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减少,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下降9.3%;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提高到68.8%。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开始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一步健全,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积极推进,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建设加快。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国际国内要素资源配置更加高效。重点领域改革持续加力。今年以来持续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机结合,又取消了13项行政许可事项和152项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企业“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加快推进;财税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陆续铺开,输配电、医疗服务等价格改革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实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成绩;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稳步推进,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取得早期收获,莫斯科—喀山高铁、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成效,中欧班列上半年累计开行619列。国际产能合作步伐加快。与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重点区域产能合作全面推进,铁路、核电等“五个一批”重大项目多点突破,与韩国、法国等第三方市场合作稳步开展。双向开放领域深入拓展。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引领沿边地区加快开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范围扩大;我国利用外资竞争力不断加强,高技术、品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跨境并购活跃,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88.6亿美元,增长58.7%,实际利用外资694亿美元,增长1.5%。
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水平提高。居民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工资性收入继续增长,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力推进。建立健全扶贫考核机制和贫困退出机制,全面实施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上半年扶贫小额信贷惠及120万贫困户。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居民医保补助标准等社保待遇水平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分别提高9.1%和15.9%,棚户区改造新开工402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7%。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对家庭困难学生和困难地区免学费等资助力度进一步加大,近12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比上年增加约50%;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全国90%以上的地级城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加快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力增强。
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稳”的成分不少、“进”的内容更多,实现了“十三五”平稳开局。下半年,在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和坚强领导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对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促进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钟河)
结构性问题依然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
年初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经济结构在各类改革和结构性政策的作用下明显改善。经济运行中难点与亮点并存,增加了我们科学判断经济形势的难度。这里的关键,是要辩证认识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矛盾。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趋势,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办法。
新动能培育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需关注旧动能弱化带来的缺口。今年上半年,我国新的发展动能不断积聚成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1—5月,网上零售额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为27.7%;创新主体继续大幅增加,5月份新增企业48万家左右;工业中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增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一个产业从基础研究突破、技术转化、市场培育、产业转化、产业扩张到产业的全面市场化,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且目前所期待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仍处在孕育期,这就决定了这些新产业和新技术尚难以从根本上替代传统产业和技术。从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10%,新业态占全国贸易总量的比重较低。因此,我们仍需高度关注旧动能弱化带来的缺口。通过结构性改革盘活存量、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依然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关键所在。
产业结构调整继续取得新进展,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依然紧迫。上半年,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在投资增速下降的同时,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持续上升,消费驱动力有所强化;在工业出现低迷的同时,第三产业增长迅速,服务主导型增长开始出现;在传统产业增长式微的同时,新产业连续多年增速保持在两位数,新经济开始在中国经济大舞台上崭露头角。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我国经济还存在不少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产能过剩现象比较严重。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障碍,无论是传统动力还是新动能都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比如,一些“僵尸企业”已经成为新动能成长和旧动能改造的“拦路虎”,不仅导致这些行业的绩效大幅下滑,而且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和银行信贷资源。再如,金融行业与实体产业间“脱实向虚”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领域打转,无法进入新兴行业之中,从而使中长期产业政策难以有相配套的货币政策。由此可见,结构性问题仍是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依然紧迫。
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效果,但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几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就业增速、消费支出、物价水平等指标均保持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这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大力推进结构性调整大背景下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其中正确而有力的宏观调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总量调控政策虽然能够帮助稳定短期经济增长,但对于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作用十分有限。我们必须避免通过投资拉动的“老办法”来稳定经济增长,否则短期虽然可能见效,但从中长期看会延缓结构调整的步伐,甚至会提高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深化改革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抓手,处理好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的关系。
总的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内外环境依旧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结构性问题虽然得到有效缓解,但远未完全解决。在今后的工作中,无论是短期稳增长、中期促改革还是中长期培育新增长动力,都必须将解决各类结构性问题作为着力点和落脚点。唯有继续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重塑经济增长动力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元春)
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着力矫正供需结构性错配,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去产能要注重与加快国企改革相结合。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凸显了我们去产能的决心,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前5个月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4%,行业净盈利49.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去产能的相关配套政策落地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一些过剩行业的国有“僵尸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财政补贴,无法有效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资产重组进展普遍比较缓慢,“人往哪里去,债务如何处置,责任如何分担”不清晰、难执行,实践中地方有维稳压力,企业有观望情绪。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把去产能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重点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形成突破,加快债务重组,使去产能的效果真正得以体现。
去库存要突出分城施策。当前,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9%;6月末待售面积7.14亿平方米,比5月末减少753万平方米,连续4个月减少。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区域分化,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供求偏紧,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这与重点加快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政策初衷有一定偏差。宽松的信贷政策是这一轮去库存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按照当前85折优惠利率测算,仅此一项政策就使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上升20%左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去库存的区域错配问题,在下一步去库存工作中,要突出房地产的住宅属性,并针对区域不平衡特点,严格实施城市差别政策,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三四线城市和特殊人群的购房需求。
去杠杆要防范偿债条件快速恶化。截至2015年底,我国不包括金融部门的总债务与GDP比例大致在230%—255%之间。该比例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仍然是融资的主渠道有关。事实上,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比例并不高,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上升较快可能带来的风险。由于实体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持续走低,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在下降。一边是杠杆率上升,一边是收益率下降,偿债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在下一步去杠杆工作中,短期不宜追求尽快降低杠杆率水平,而是要以加快债务处置进度为突破,帮助金融部门恢复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避免因风险因素一刀切地“抽贷”、“断贷”,要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新兴部门拓展增长空间,使实体经济的整体收益率企稳回升,规避偿债条件快速恶化的风险。
降成本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近两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我们又在降低电价、降低物流成本、减税清费、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等方面及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企业总体反映积极,普遍认为真真切切得到了实惠。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凸显、财政收入总体放缓、公共服务刚性增长的背景下,短期继续减税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空间比较有限。同时,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部门放权不同步、基层政府接不住、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下一步推动降成本,要注重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效结合,短期可重点围绕“减”做文章,把政府不该管的、管不好的还给市场,给企业直接“松绑”。同时,要加快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提高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能力,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补短板要拓展到质量和效益短板。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突出短板上加大投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在重点抓好这两个领域的同时,我们还应着力补齐制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三个突出“短板”:一是质量短板。目前有一些产品是我们没有能力生产的,属于技术不足,但在更多领域,我们有能力生产合格或高质量的产品,却因为体制机制等问题,客观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标准、监管等方面补齐短板。二是激励短板。当前传统的激励机制在新形势下出现了诸多不适应,而新的有效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特别是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不清晰,导致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企业家、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必须抓紧补齐激励短板。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短板。在改革政策落实中,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部门信息共享不充分、统计体系不匹配、管理流程落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些领域政策决策时信息打架,实施时相互推诿,改革推进和政策落实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对加快社会基础设施补短板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陈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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