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8%，比去年同期回落7.3%，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引发关注。为此，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强调推动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发展。

　　面对当前民间投资的问题，需要理性地加以看待。一方面，民间投资实际上已经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部分——每年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就业、超过50%的税收，如果出现趋势性下滑，毫无疑问会影响整个经济增长进程。另一方面，为解决民间投资的问题，中央付出了诸多努力，新旧“非公经济36条”便是典型。然而，民间投资环境仍没有实质性改善。

　　这里边，首先有经济大环境的原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市场吸金分流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民企信心低迷“不愿投”；也有民间投资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如民企身份难获认同，歧视性约束、不公平竞争导致民营资本“不能投”；又如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盈利下滑的同时成本上升，导致民营资本“不敢投”等。

　　要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情，最为紧要的是，赋予民间资本清晰与稳定的盈利预期和看得见的市场未来。长期以来，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政策层就更重视民间投资，并且出台诸多政策；而一旦经济回到周期性“过热”，则又可能被放到“次要”的环节。因此，要跳出刺激民间投资的“功利视角”，宏观政策要给予清晰而强烈的预期信号。如果宏观政策信号摇摆，企业家便无可适从；相反，只要政府清晰阐述政策目标和规则，民间资本自会基于经济理性，做出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从国务院近日发出的通知中，我们看到了针对性、有效性的部署安排。其中，着重指出要强化落实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主体责任，以及加大政策解读和舆论宣传力度。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我国政府对促进民间投资的坚定决心。

　　民间投资的制约因素客观存在，如何破冰呢？

　　首要的，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一方面，通过化解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改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过低的现状。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民间资本“亮相登场”提供舞台。

　　此外，金融机构“天晴送伞，下雨收伞”，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仍然受困于“融资难、融资贵”。应该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充分放开我国金融行业准入管制，尤其是要加快设立民营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步伐，加大银行业竞争，让资金自由高效地流向产生高价值的领域。唯此，才能真正破解民营资本“融资难、融资贵”。

　　要避免和遏制针对民间投资的各类“挤出效应”。其中，国有资本和政府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可能造成经济持续动力的弱化、货币扩张和杠杆失控；大量“僵尸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也可能占用稀缺的经济金融资源；在投资市场上还充斥着许多“假民间投资”和“虚假投资项目”。所有这些都扭曲了民间投资的正常发展，亟待重视和应对。

　　还有，需要构建多方合作共赢、风险分担的投资合作机制。现有的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内的各类模式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本上还是因为民间资本利益缺乏法律制度层面的保障，更多依靠的是政府领导“信誉”。只有真正实现投资中的资源共享、要素共享、利益共享，多元混合的投资模式才能建立起来，民间投资的内生发展动力也才能确立。

　　近日，国务院专项督查调研发现，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存在着民营企业难以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等突出问题。有专家指出，“很多人仍然将民间投资视为‘二等公民’”。

　　对此，一方面要切实打破行业垄断，进一步加大削减行政审批力度，给民间投资释放出更加饱满的体制与制度变革红利；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凡是法律未禁止的行业都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这也是民间投资热情明显降低的当下最关键的破题之方。

　　只有让所有市场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民营资本才会有路，民间投资才会“有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