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供给侧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一些学者诠释下的供给侧，主要套用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概念。而现实中，一些地区及部门在没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价值，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无法做出科学合理的供求判断的情况下，要么三下五除二，一砍了之；要么照猫画虎、盲目行事。这就不能不产生“供给误区”。因此，从中国转型发展的现实出发，有必要从国家创新驱动视角，全面系统地诠释，实事求是地解疑，厘清对供给侧改革的误读，以使人们消除对实施供给侧改革成效产生的疑虑。

　　供给侧改革作为一种纠偏机制，实质上是通过结构纠偏、路径纠错、机制纠正，来弥补供给不足或改革供求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积累、成本递增等现象，表明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宏观调控出现了问题：一是银行放松银根，企业盲目扩大生产；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大干快上，遍地开花，重复建设。在市场逐利+政绩工程的推动下，产生了“震荡—放大效应”，导致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债务风险、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社会问题。以往的这种发展模式，其实体现的是一种违背科学发展的供给误区及投资政策扭曲，同时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逐GDP、大干快上理念的现实反映。

　　显然，供给侧改革作为一种纠偏机制，实质上是通过结构纠偏、路径纠错、机制纠正，调整非理性过度供给战略及政策，或改变错误供给政策造成的误区，以形成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机制，来弥补供给不足或改革供求结构不合理。

　　从本质上看，供给侧改革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发展目标并无二致。但回顾以往，国家及地方均提出过一系列加快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战略，但一些城市或地区说归说、做归做、拖归拖。政策一大堆，落地有几何？因此　，解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既要从战略、制度、政策等方面明确“加减”的要义，还要踏踏实实地深入一线摸清供求实际及解决政策如何落地。包括：供给过度是一地还是一域？哪些产业领域、何等产品供给过度？去库存、去产能地区是否已经实施了产业转型替代、结构升级、重组调整？同时，从全国平衡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角度，如何科学合理地消化库存和产能？是通过内需提升，还是外部转移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实事求是、全面统筹与系统规划，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就可能仍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阵子产品供给过度，一阵子产品匮乏，导致形成供给侧乌龙。

　　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供求之间的发展阶段、利益权衡，一定要因地制宜、系统兼顾、协调发展。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布局及城镇化、工业化阶段，以及国际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因素。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产业过剩严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重大工程、中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农村地区城镇化建设等，对相关基础产业还有较大的需求。我们必须立足长远，通过阶段性、结构性调整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投资，增加有效需求，加快产能转移或结构性调整力度，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建设需求。

　　供给侧改革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各项政策的落地之举，通过提高供给水平和运行效率，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

　　事实上，供给侧改革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各项政策的落地之举。改革不仅是围绕重点领域与要素市场，去过剩产能及无效要素；还要实施创新驱动，加快服务转型，推动科技创新、产能转移、产业转型、技术替代、资产重组等“加减乘除”，促进具有竞争力的要素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供给体系的水平质量和运行效率，全面形成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同时，围绕保障与改善民生需求及经济建设，加快大众化、精致化、现代化的产品创新、生产制造及链接服务配套，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具有先进技术、低成本、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

　　在国家战略层面，供给侧改革除了服务“一带一路”等战略，还需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施供求领域的重点对接：

　　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具有巨大的内需潜力。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而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建设等还相对滞后。由于农村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农村教育、医疗、供水、供暖、交通、环保等设施还比较落后，结果导致了城乡差距、资源流失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亟待各级政府对交通、水利、生态环境治理等项目加大投入，消纳过剩生产能力，以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需求带动去库存、去产能。

　　民生消费需求。随着中国百姓的消费需求提档，对中国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等越来越高，但国内外某些商品在质量、价格等方面还存在着差距，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国内供给不足，导致购买国际化。产生供求反差的原因，一是一些地区只抓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民生经济；二是忽视科技创新，产品更新换代滞后国外产品；三是物价因素，国外产品价格比国内价格低廉，这导致了国内产品积存、国外产品畅销等消费现象。

　　实体经济发展。全面解决政策供给失当、实体经济发展扭曲、供求结构性矛盾及产能非理性浪费等问题，要以政策引导企业“去泡沫化”，积极开发新产品、转化新技术、开辟新市场，为创新者、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供求诱导机制，引入民生需求巨大的消费领域。围绕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满足消费、保障供给、转移产能的解决路径与方案，落实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服务政策。

　　绿色生态环保。一方面强化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约束，减少不可再生资源占资源消费比重、实施煤炭等矿产资源生产控制及消费减量控制等；另一方面，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农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生态风险预防与环境保护力度，开展生态移民搬迁和生态扶贫，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及污染防治等。

　　供给侧改革，决非此一时彼一时的权宜之计；改革的目的，不仅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还要加动能、增就业、提效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非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权宜之计。改革的目的，不仅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还要加动能、增就业、提效益。

　　例如，经济转型期导致失业率攀升，一直是各国政府和民众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各国无不把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作为一条重要的经济评价标准。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保转岗、保民生、保就业”，决不能假以“一去了之”的“减员去能”，致使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

　　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以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进一步开源疏流。另一方面要加快结构性调整，一些传统产业如家电、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调结构的重点主要是转型升级，提升附加值；一些高端产业如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大飞机等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要充分发挥“政产学研资介”合作、链接、引领与带动作用，抓紧填补国内空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国民经济重点命脉产业等，投资规模仍然要持续扩大，并与加大“去产能、去积压、去杠杆”力度和减少债务等问题统筹运作。

　　供给侧改革不能只减不加、只去不补、只增不优，而应以需求为目标、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为支撑，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

　　供给侧改革不能只减不加、只去不补、只增不优，也并非简单地出台一堆政策就万事大吉，而必须通过系统组织、创新驱动，扎扎实实地实现战略到位、政策落地，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作为实现体制机制改革、供求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创新驱动在促进转能、增能，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创新能动作用，形成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等填补替代，实现“补短板，提效能、增效益”。这就要求供给侧改革必须通过新需求形成新供给、新消费。以需求为目标、创新为引擎、产业为支撑，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突破。

　　从全球范围来看，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并行不悖。国际上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发达国家或地区纷纷抛出了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国家战略和科技规划，这实际上是一种创新驱动、拾遗补缺的“供给”战略。如美国制定“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工业4.0”，法国“新工业法国”方案等。各国都希望通过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一批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来催生供求领域的重大变革，不断创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驱动力。

　　实现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之间联动，需要政府以政策平台推进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的“三链合一”，促进成果转化，推进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的链接配套。通过完善创新供求机制，解决科技产业不强、散而不聚、有投入无产出、有规模无效益等问题。进一步破解高科技不高、孵化器不符、产学研不合，关键性、链接性的创新型产业项目支持不够，战略不到位、政策不落地、措施不给力等体制机制问题。（作者系青岛社科院科技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