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存在一种泛化倾向，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药铺”。对此，需要澄清一些认识。事实上，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准确理解内涵，也应抓住重点。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并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转换，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原有的供给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再简单地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边际效应明显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还会使现有矛盾与问题后延，潜在风险积累。因此，让供给适应需求是关键。

　　这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总量刺激，也不是像以减税为主的供给学派那样简单。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结构调整中要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匹配，在方法论上要跳出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两分法，在具体方法上要抓好供给侧、需求侧和改革侧三个重点。

　　换个方式管理需求侧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管需求侧，而是要换个方式管理需求侧。从动力的源头追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本原层面的“源动力”是人的需求，有需求才会继之有生产活动，从而产生供给。凯恩斯认为，由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总是不足，所以政府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总需求，同时还不得不具体处理消费、投资和出口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

　　新形势下，投资、消费、出口经济增长的动力，赋予需求侧管理以结构性特征。落实到宏观调控政策安排上，就是从强调总量调节合乎逻辑地发展到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等带有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而从需求侧看，目前的需求结构正在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需求结构转换。要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就应在需求管理的目标、方式上做出改变。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解决“三个一亿人”城镇化。通常，城市居民的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三倍多。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必将产生庞大的消费、住房及投资需求等。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实施户籍改革以促进市民化率、促进人的自由流动，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需要加大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如通信、娱乐等；需要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如能源、供水等；需要教育、文化、医疗等系列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所以说，这既是一个巨大的需求侧变化，更需要供给侧改革的积极响应。

　　做好供给侧“加减法”

　　相关预测提出，2020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将超过美国。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同时，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游，国外购物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之所以热衷于国外购物消费，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国内相关产品存在质量低、技术标准低、品牌认可度低、企业诚信度低等情况。

　　就此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创新供给结构，适应并引导需求结构的调整、升级。具体来说，可通过“加减法”来实现。

　　一是做减法。一方面，减少或消除低效、无效供给，如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等。消解过剩产能，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却困难重重，如怎样安置失业者、怎样处理闲置设备和厂房、淘汰过剩产能等。另一方面，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取消乱审批，真正实施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

　　二是做加法，促使有效供给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如果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依然是传统供给的扩张，需求供给的矛盾不仅不会化解，还会加剧。因此，关键是要保障和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让产品具有差异化，让服务更具人性化；完善企业诚信机制，打造美誉度，赢得消费者认可。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终端消费市场。如何保护好、挖掘好这个市场值得研究。但是，保护并不意味封闭。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消费是无边界的，问题是如何把顾客留到国内消费。当中国产品质量提升、价格合适，品牌具有美誉度后，即使进口商品关税降低，相信众多消费者还是愿意留在国内消费的。所以，重要的是创造新供给。

　　全球化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行颠覆性创新，市场上的回应就是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实实在在地刺激需求增长。比如，乔布斯和他主导创造的苹果产品，以及众多成功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与金融产品等。这些席卷全球的供给侧创新，带来了新产品、新模式，改变了产品、服务的市场数量、机制、构造与联系，改变了消费需求的种类、范围与方式，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此外，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做好阶段性布局。短期而言，要尽快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适度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降低对企业的供给约束。通过降低成本让出空间，让企业完成转型、创造需求。从中期看，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供给成熟、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从长期看，应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

　　创新制度优化改革侧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优化制度供给。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改革侧的问题：一是明确制度供给与供需匹配的关系。从体制层面上说，优化制度供给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例如，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促进生产要素有序合理流动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市场供需的匹配。

　　二是明晰制度供给的内涵。首先，经济层面的有效制度供给，如营改增、先照后证、取消和简化许可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等。这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关键看市场主体的获得感、看企业综合成本是否下降、看民生保障是否有效改进。其次，社会层面的有效制度供给，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要求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政府在供给侧上大有作为，如通过自贸区试点推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能否落到实处，政府审批制度如何从行政审批走向依法许可，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最后是法治环境的供给，如依法治理。这不仅表现在程序上，还体现在实体上，如怎么处理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处理好领导个人追责与改革试错之间的法律平衡。

　　三是完善制度供给的环境、制度创新生态。如加强产权有效保障、完善市场运行秩序、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创新激励机制、减轻企业家创新风险等。比如，深圳虽然没有一流大学与著名科研机构，但创新活力强，涌现出华为、中兴、腾讯、华大基因、大疆等企业。其背后最重要的是，创新生态与创新环境的形成。（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