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

　　从“一论二史”上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一理解，适合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在规定和学理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于经济学说“系统化”的一般学理要求。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常被提起。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里提到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缺乏对这“二史”的研究，就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显然，“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

　　从经济学说的“科学性”来看，熊彼特认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在于经济学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它能理解现时代存在的经济现象及其理论原理；二是在于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无论是经济史还是经济思想史，提供的是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三是在于避免经济学理论分析通常犯有的“缺乏历史的经验”的根本性错误。

　　经济思想史既能打开了解过去思想成就的视窗，也能开启立足现实理论创新的灵感。从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上看，经济学研究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此而言，“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经济学说的历史”。从经济学说的“科学性”的学理上看，任何特定时间的经济学的发展，都隐含着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揭示出来，就不可能深化和理解经济学的理论内涵。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学会弄清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总之，经济学理论“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熊彼特对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乃至在经济学科“系统化”建设中重要意义的这些阐释，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如何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上，深化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学理上的基本依循，也是经济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

经济学说演进中“一论二史”的学理例证

　　以“一论二史”为主要内容构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探索，屡见于经济学说的演进中。这里可以提到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呈现的，以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为经济学原理阐释基础的学理例证。在《经济学原理》最初几版中，在绪论之后是马歇尔撰写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对自由工业和企业发展的经济史的研究；另一篇是对经济科学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后来，马歇尔把这两篇论文独立出来，作为《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一和附录二单独列出，以显示对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阐释结合的学理依循。

　　马歇尔在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原理的关系的阐释中认为：首先，经济学的新思想来源于经济史实的发展，即如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中世纪的城市发展就已被预见到，尽管在中世纪的城市不能使之成为实际的经济“事业”。这些曾被预见到的内容，在近代经济新纪元的经济“事业”才得以呈现，但在这些经济史实中曾经被预见到的那些新思想，对经济学原理的发展却是有意义的；其次，经济思想对经济史实的反映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描述，而是有着经济历史的“连续原理”的反应，如“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作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许多结论，应该能再现于经济学原理的新的阐释之中；再次，以史为鉴，在经济史实的不断演进中，经济思想的真理性始终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而且还会在经济史实改变时丧失其功能和价值，如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商人所首倡的，18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加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依据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自由企业的作用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但是，他们的著作只在所涉及的狭隘范围内是完美的。时过境迁，李嘉图以特殊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不再有什么直接关系。最后，经济史的国别特征和时间限定，往往使得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变得狭窄，如在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得范围狭窄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因此，不同国度的经济史的研究，会形成同样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马歇尔主张，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经历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结果。”

　　从一般学理意义上看，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对“一论二史”关系的阐释，对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是有一定启示的。赵迺抟先生在《欧美经济学史》中曾提到：“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虽同属于史的叙述之学问，但研究之对象不同。经济思想史所研究者为人类思想之有关经济生活者；而经济史则是经济史实之系统的记载。”两门“史的叙述之学问”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合，不仅顺应了经济学说“系统化”发展的要求，而且概述了经济学说“系统化”的学理依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