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末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的惨痛悲剧。目前，除了报道救治伤者、安慰家属、查明起因、提醒安全等外，几乎没有见到及时启动问责的报道，甚至连相关的消息都不多。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在这起事件上都出奇地保持沉默。除了《新京报》有一篇“媒体十问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如何赔偿与追责”评论外，其他再没有相关信息了。

　　36死、49伤，对于这样一个特大伤亡事件，通常的做法是立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对事件性质进行认定，然后按责任大小进行责任追究，以儆效尤，以明法纪。例如，2004年元宵节，北京密云发生踩踏事故，导致37人死亡、37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国家安监局、公安部、监察部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根据事故责任调查结果，依据有关条例、法规，市委同意张文辞去密云县县长职务，同时免去其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共有14名有关责任人被处理，2人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移交司法机关。再如，2014年9月26日，云南昆明明通小学发生踩踏事故，致6人死亡，26人受伤。27日下午，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相关部门通报称，7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或免职。通报称，经查，昆明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坚、盘龙区政府副区长陆佳等被停职。通报指出，对此次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违反党纪政纪的，按照规定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昆明警方于9月29日对该校校长、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副校长、体育老师三人，以涉嫌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依法刑事拘留。反观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的踩踏事件，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这不是常规做法，也没有体现出依法问责的原则。

　　由此可见，问责制的落实和完善应当强化法治的权威性和执行性，减少和消除人治因素。

　　首先是问责管辖法治化。在北京密云事件中，国家安监局、公安部、监察部等部门组成了调查组，说明这类特大死亡事件的调查管辖是在上述这些部门。那么这次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调查管辖权又应该是谁呢？不能一个事件一个做法，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定制，更不应当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就像非正常死亡一个人公安机关必须调查一样，死36、伤49的特大事件当然更应该组织联合调查组，认真调查事件，给受害者及其亲属一个交代，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答复，不能不了了之。上海发生的事件，由上海方面去调查恐怕在管辖权和公正性上都有可值得商榷之处。自己做自己事件调查处理的法官，是早就被人们抛弃了的陈旧之做了。

　　其次是问责启动程序法治化。死与伤只是结果和现象。这个结果和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是责任事故还是意外事件？是天灾还是人祸，或者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如果有人祸因素，哪些人又应当对这一结果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等。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是要启动问责程序。问责程序不启动，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只有启动了问责程序，才会有相应的结果和处理回答。所以，问责制的另外一个关键环节是启动问责程序的法治化，即在哪些条件下必须启动问责程序。这些启动问责程序的条件，主要不是领导的批示和要求，而应当是法律制度规定的重要内容。这就是问责启动程序的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在依法治国新的起点上，法治不仅应当是制度规定体系，更是法律制度实施体系和权力运行监督体系等。对每一起事件、事故的问责，必须奉行、执行法治的原则，并接受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