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伟 漫画

　　习俗是规范现代人们交往行为的制度性事实，根据现代性的法律价值对习俗进行改造，通过立法将之充分吸收到法律体系中来，通过司法将习俗作为特殊法源使之成为裁判尺度

　　春节即至，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文化传统的节日，是国人最为企盼的日子。因为，在这个节日里，千家万户“尽孝长者、奖掖晚辈、阖家团聚、共享天伦”，让人心向往之。在这个节日里，人们通过团聚这种形式表达着对未来的希望，对幸福的追求，对彼此的祝福；春节期间的习俗也紧紧围绕这些主题，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浸淫着人们的法律生活。比如，有的地方“年底不要账”，法官若想在春节前了结一个债务纠纷往往勉为其难；再比如，有的地方“正月里不打官司”，这些地方法院的立案庭在正月里就冷冷清清。

　　上述现象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习俗的力量，它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我们知道，法治是人们普遍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但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普遍性事业，更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在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普遍性的规则必然遭遇地方性的习俗，这就需要我们有效处理法律与习俗的关系，春节期间的习俗也概莫能外。因为，习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往往是法治的重要支撑，是法律运行的力量之源。

　　法治建设须尊重生活习俗，这是因为，法治并非是单一的制定法体系，而是一个具有生活、规范与意义三重向度的世界。规范世界乃法治之表，源自于生活世界，旨在规范生活世界，料理中国人生，照拂中国人心；法意世界乃法治之里，承载中国文明之道德理想、是非观念与法理体系。法制和法意乃法治之两翼，相互区分却又相得益彰，但是，唯有生活世界才是法治之根。因为，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型构了规范世界的法制安排，反映了意义世界的是非曲直。所以，法治的理想状态是三重世界贴切无间，据义履方，允为世道。若规范世界脱离生活世界，国家法律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法律之运行将事倍功半；若规范世界与生活世界合纵连横，以公是公非打理人间事务，将是非曲直委诸浩瀚法意，那么，法治将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法律的运行将事半功倍。

　　习俗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是因为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口耳相传、约定俗成的“默会性知识”。这种知识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表达着人们的生活情感，承载着人们超越的道德理念，反映着理想人世的生活期待。因此，对于生活世界而言，习俗是日常的生活方式；对于规范世界而言，习俗是内生于社会的自发性秩序；而对于意义世界而言，习俗则是衍生于文化的共识性价值。

　　比如，春节期间对祖先的祭拜表达着传统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情怀，正月里人们的“无讼”诉求则体现了传统儒家“以和为贵”的大同理想。饶有趣味的是，《唐令拾遗》记载，在唐代开元年间，国家就规定官员“元正、冬至并给假七日”。看来，我国法定假日的历史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唐代。这种春节期间休养生息的规则体现了农耕社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活习惯，因为，古人的春节是养精蓄锐、蓄势待发的时节，冬天万物凋敝，春天生机盎然，顺时令而作息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从而外化为官方放假的行为方式。

　　可见，习俗不仅仅规范着人类外在的日常行为，还承载着人类心灵中内在的超越理念，更凝结着人类生活中朴素的道德情感。所以，法治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和意义体系，应当将法律和习俗各归其位，各展其长，从而并行不悖。来自国家的法律，作为一种正式的规则体系，是代表精英文化的大传统；来自社会的习俗，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是代表草根文化的小传统。

　　对于存在“文化断裂”的现代中国而言，随着法制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法律移植不断，国家转型频仍，古典中国“天理国法人情”的运行格局已被打破，大小传统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重新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俗并非是阻碍法制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而是现代民族国家法治建设的助推器。我们不能将习俗作为国家权力改造的对象，而应当将之作为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而认真对待。因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通过历史传承积淀的民族习俗是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根基。

　　在这个意义上，以法律僭越习俗，则会导致法力不显，法意不彰；以习俗僭越法律，则将导致权威失落，信仰沦丧。对此，曾经在北京实施的“禁放令”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早在1993年，北京就实施“禁放令”全面禁止人们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目的是为降低灾害事故，防止环境污染。毋庸置疑，这一目的是为促进大众福祉。然而，这一立法“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千百年来，人们已经形成春节燃放爆竹、驱鬼辟邪的习俗，通过立法的方式断然否定这一习俗，显然不得民心，有违民意。因此，人们“知法犯法”，警察“疲软”执法，安全事故仍然频发，这一规则无法得以真正实施。经过法律与习俗的十年博弈，在2006年“禁放令”改为“限放令”，法律最终向习俗妥协。这一事例告诉我们，通过法律硬性地改变习俗必然徒劳无功，因为，“法律是人为制定的，而习俗则是人们对生活的感悟”。

　　无独有偶，最近贵州高院新晋院长在全省法院院长会上，发布了一道特有人情味的院长令：所有人都必须请年假，过年必须回家陪父母过年。尽管在我看来，“过年回家”属于习俗调整的范畴，法律不能过多干预，但是，这位院长的命令并非法律，故无可厚非，而这恰恰体现了政治道德对习俗的尊重。我们知道，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是我们国家提倡的政治道德，甚至是对公务员进行考核的法律标准，然而，在这位院长的认知中，对家庭的责任并不逊于对国家的责任。因为，“回家过年”的春节习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家庭道德，公务人员首先遵守家庭道德，履行家庭责任，做到表率作用，方能实现为政以德。所以，无论是法律还是政治道德，唯有对习俗保持充分的尊重，为习俗的运行保留充分的空间，具有现代性的法治体系才会得到本土文化的支持。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真正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法治的权威才能得以彰显。

　　习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中的文化记忆，对于习俗的历史维度，我们须“发思古之幽情”，充分尊重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文化，追溯历史中的“活法”。习俗是规范现代人们交往行为的制度性事实，对于习俗的现实维度，我们须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根据现代性的法律价值对习俗进行改造，通过立法将之充分吸收到法律体系中来，通过司法将习俗作为特殊法源使之成为裁判尺度。（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