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媒体和网络空间，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已成为一个黑色幽默，成为很多人揶揄和吐槽的对象，各种奇葩“证明”也被网友翻晒出来：找工作要开品行端正证明，创业要开“不扰民”证明，摔伤申办保险要开“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自愿引产要社区出具同意证明……问题还不在于办件事要开这种五花八门的证明，而在于办理这些“证明”并不容易，往往需要大费周章——需要跑很多部门，跑一个部门有时还需要跑N多次；更糟糕的是，有关部门可能推诿、踢皮球，拒绝开具你所要的那种证明，这时你需要反复做工作，磨嘴皮……

　　中国人办事为何需要开各种看起来“无用”的证明？有人认为，这是一些政府部门庸政和懒政的表现：不想承担责任，同时又“不作为”。另有人认为，这并非权力的“不作为”，而恰恰是权力的“任性”和乱作为，反映了政府的强势和权力的傲慢。上述观点各有道理，但是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公权部门（政府）并不准确，有时需要办事人提供证明的并不都是政府部门，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学校、医院、银行、公司企业等）。

　　之所以办事需要开具各种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证明，可能是经办人想规避某种风险。回避某种可能的责任，这对于一个理性人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时，经办人自己也知道，要求办事人提供某种“证明”有点多余，但确实存在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定”要求办事人提供相应证明，此时经办人一般都是“照章办事”而不会给予“通融”，因为突破规定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如果经办人真的是“依规办事”，责怪其“傲慢”“任性”“官僚”等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公平的。法治社会，恰恰需要的是这种严守规则、照章办事的人。当然不排除经办人借口和利用“规定”，滥用裁量权，选择性执行“规定”，借机吃拿卡要，谋取私利。如果“规定”确实是可有可无、可以弹性执行，需要拷问的是“规定”本身的必要性、合理性。“规定”的设置一般是为了防范某种对他人或社会具有欺诈性、破坏性的不利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发生的几率很小，也证明了“规定”存在的意义，当然其代价就是对其他多数的人造成了不便。这时我们需要衡量“规定”的利弊：如果违规造成的不利后果对社会而言是较小的、可以容忍的，“规定”就可以废除。

　　类似于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凸显的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信任困境：人们之间互相不信任，互相戒备。不仅公民（尤其是陌生人）、社会组织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也互不信任。最近发生的庆安事件中，社会上很多人对政府部门的调查结论持强烈质疑态度即是一例。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信任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没有信任，人们之间任何交往与合作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社会、经济交往中存在着很高的交易成本。尤其在市场经济社会，信任的作用更加凸显。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有一种社会资本，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能力，其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

　　经济学研究还表明，在美国、日本、德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远高于华人社会，而华人社会中，中国大陆的人际信任度相对较低，其原因相当复杂，除了法治发展水平的差异外，学者们认为，更关键的是作为中华文化根基的儒家文明在近代以来受到侵蚀。目前，中国人维系人际信任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是“行政型信任”，即政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私人信息的真实度、诚实度提供背书，也就是办事时需要提供由政府部门出具的各种“证明”（包括外出公干的“介绍信”），由此导致各种“奇葩”证明泛滥。实际上“行政型信任”并非一种真正的信任，而只是出具“证明”的政府部门承诺了一种最终的责任保证。要建立真正的信任，关键是要让失信者本人承担法律上、社会规范上、道德上无可逃避的责任，而这有赖于法治的建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明）的重建。（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