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生是一条河流，根据个体对待它的态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境界：像溺水的一切生物一样挣扎着扑向对岸的是生存境界；像技术娴熟的运动员一样纵情地游戏其间，借以暂时忘却彼岸的是生活境界；像无法离开水的鱼一样超越彼岸的是生命境界。

    我们绝大多数属于前一种，尽管我们不承认这种貌似不雅的说法，但每当独处一室时，无论因隔断外界的攀援而使得内心欲望的喷薄袒露无疑，还是因痛恨人生的苦空而拜佛参禅以使内心寂然宁静，我们都是在极力挣扎，挣扎着逃避溺水却无可避免地扑向死亡的彼岸。挣扎的方式不同而已，一种赤裸裸的急切而笨拙的愚钝，一种踌躇的缓慢而貌似慎重的狡猾。

    中间的一层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即历代文人士大夫。他们或位极煊赫，或富可敌国；或逍遥隐遁于文学艺术、哲学思辨，皓首穷经而不知老之将至；或慷慨济世胸怀天下而乐此不疲。

    最后一种则是历代得道开悟的智者或高僧！我无法用自己的语言直接描述他们的境界，只能以“濠梁之鱼”来比拟，并通过和智者或高僧同等境界的人，也即历代文人士大夫和高僧之间的酬和来间接了知。以上的三种境界，一般而言是与人生的阅历乃至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占有成正比的，也即基本生存解决不了的人，无法进入生活价值阶段，而生活价值和意义没有很好解决的人，无法进入生命真相的阶段。当然，如颜回那种“箪食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上等根器虽然鲜见，却并非不可能。更多的还是生存条件早已不是问题，却迟迟无法过渡到生活价值和意义阶段的人，以及生活价值和意义已经得到很好的彰显（红极一时，甚至走红多年的国际巨星），却依然无法过渡到生命真相阶段的人。

    人生之最高境界，莫过于“自由”二字，而人生最大的不自由则是生死问题。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我们这一生的起点和终点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因此二者的不自由，往往导致林林总总的人生态度。看重起点的人导致贪生的人生观，焦虑终点的人导致怕死的人生观，两头都忽视或者不肯面对的人则是普罗大众的“罔顾死活”的人生态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最大自由莫过于对生死的超越。

    儒家对死是存而不论的，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以一种貌似务实的反诘规避了对问题的解答；一句“敬鬼神而远之”的存疑论，则同时又透露出一种对死亡及死后的隐忧。道家派系中汲汲于长寿修仙的自不必论，即使智慧如庄子也是以“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的生命长短相对论，达到齐物论的认识平等和心理平衡，通过对生死的忘却，来代替对生死自身的超越和解决。对芸芸众生来说，先不必谈生命的自由，即便小小的生存自由，或者生活的自由的获得也似乎永远处于欲求不达而又欲罢不能的矛盾痛苦之中。但对于高僧和智慧超轶的士大夫而言，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在主动地探寻生命真相，在彻悟生死原理的真相之时达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大自在境界。参禅与水墨山水画艺术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便是一种主动追求人生自由、安顿现实人生的善巧手段。

    究其实质，艺术是介于宗教排他性精神信仰和世俗吞并性物欲情感之间的人类活动形式，同时也是宇宙本然的精神特质的自然呈现。宇宙是物质性和精神性同时存在的，并不是唯物或者唯心，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然宇宙有精神性的特质，为何人们更多地感受到物质性特质，而较少感受到精神性的特质呢？因为在宇宙本身而言，物质性的内容是显性的，精神性的特质是隐性的，隐性并非没有，只是需要我们用隐性的心灵之眼而不是物质的肉眼去感知。

    禅的思想并非一种狭隘的宗教派别化的教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超越一切现象迷惑的究竟智慧。超越现实的物质（色）、心理感受（受）、思想束缚（想）、意志抉择（行）和观念认识（识），达到彻见宇宙人生真相的大自由境界，并在安顿现实人生的随性中呈现一种诗性状态。如荷尔德林所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率性而行”、道家的“自然无为”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从内在真实的生命践履而言，禅家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人所不能说者，人必须沉默”。生命自由的境界也只有通过自由者自身才能感受和体验，所以自证自悟是禅家的基本出发点。士大夫阶层应该是敏于内省的高智慧人士，其中一些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和诗意的向往，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更加主动地去体验和践履。

    然而，培育士大夫文化的土壤，在今天已被工业化的柏油马路所覆盖，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濒临全面的失衡。所谓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西方化或者工业化，以及西方价值的全球化。尽管从生命意义上来说，人类不分种族与肤色，儒、释、道三家也没有任何一家的学说会将西方人排斥在外，但从文化属性来说，东西方文化乃至文明的差异的确是存在的，东方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和融合，而西方文化更强调兼并和侵吞。前者是“合则双美”，后者则是“离则两伤”。

    与全球化相伴的电信、网络使人与人的交流即时化，交流沟通零距离，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危机，因为心灵的思索、体验被略过、被忽视，导致人的情趣、审美平庸、雷同。这种社会大环境的日趋恶劣，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方式，更让人警惕的是过度物质化的生活，已经异化了我们祖先留下的自由与诗意的心灵生活空间。

    就中国画来说，古典山水画一直是人们慰藉心灵、诗意地安顿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之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唯美、诗意的创作和欣赏观念已经发生转变。20世纪是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转型期，一方面是因为近百年来西方美术进入中国，传统中国绘画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传统中国画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已消失，使得中国画的变革在所难免。但是，倘若把千百年间中国画家集体建立并完善了的艺术程式视为传统文化落后的象征，把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视为发展的障碍，显然是对传统艺术认识不够所产生的谬见。中国画的“笔墨”程式绝不是哪个画家或者流派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根植于东方哲学及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具有独特的东方审美特征和其他艺术种类无法取代的独特价值。这种语言程式是和东方的哲学精神，艺术境界乃至具体绘画创作息息相关的形式载体。范曾先生说：“笔墨就是诗意存在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墨自身属于达到绘画自由境界的工具。

    东方艺术无论从精神追求、审美标准、语言表达乃至工具载体上都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如范曾先生就强调，东西方艺术要拉开距离：“艺术的存在价值不在于东西方艺术的趋同，而在于它们的距离……中国绘画的审美，如果我们继续强调它的哲学、诗歌、书法这几个因素，它很快就和西方拉大了距离。那么你会问：难道西方最高级的绘画不是哲学的吗？不是诗歌的吗？当然也是，但是，我所强调的是，中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特别的高度——西方的绘画是有诗意，可我们的绘画本身就是诗，我们的诗本身就是绘画。‘诗书画三位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这种境界是西方做不到的。在西方，他可能是个很好的画家，可是他不一定懂诗；他可能是个绘画的高手，不一定懂得哲学；有的画家本身的实践，已经体现出哲学了，可是他本身并不研究这个。在中国可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东方的哲学思想，你没有东方的文学修养，你没有东方的书法修养，你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好的中国画家，所以，距离一定要拉大。”

    从根本上说，东方艺术是“通过语言程式体道”的艺术，而非为了艺术而艺术。艺术家借助创造性的行为使自己达到与天道合一的最终境界，究其实质，艺术家本人才是艺术的最终目的，而艺术作品本身反而成了艺术的副产品。这也使得东方审美从来不会把艺术语言的“新、旧”当做一个问题。庖丁解牛就是一个典范，在庄子的认识里，艺术是“由技近乎道”的过程中不期然而体现出来的“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的生命诗意境界。无论谁从事解牛这样一个“语言程式”，牛依然是牛，刀同样是刀，但其中的境界差异是从“月更刀”到后来的“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从“所见无非牛” 到后来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最终达到“以无厚而入有间，恢恢乎游刃有余”的浑化境界。

    佛家的禅宗，也是借助语言程式来体道，这个语言程式就是自然山川本身，著名的参禅三关境界从“见山是山”的初步，到“见山不是山”的深入，再到“见山仍是山”的最后圆通，禅师完成了自我境界的三次提升。如果用擅长名相的唯识宗的术语来解释，则是从第一关的凡夫“遍计所执性”的“见山是山”，到“依他起性”的“见山不是山”，再到“圆成实性”的“见山仍是山”。而在这一参禅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当事人现量境界则被人赋予一种审美的意义。

    贯彻到绘画之中也是如此，人物有人物的程式，山水有山水的模范，花鸟有花鸟的题材，因为参与其中的艺术家各自认识境界和人格修养乃至性情风格千差万别，这也就使得同样的语言程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解读状态。即便同一个艺术家、同一个绘画题材，甚至同一个作品的不同时期（例如八大山人不同时期临摹的《兰亭序》），已然具备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因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艺术家本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表现出来的绘画作品——艺术的副产品，自然“今非昔比”。如孙过庭《书谱》云：“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刻意追求创新在中国艺术里被贬斥为“臆造”，艺术的精神来自对道体的体认，艺术的面貌来自艺术家在体道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心灵境界，如果把绘画本身当目的，为了创造形式语言的新颖而忽略了画家个人生命境界的提升，是舍本逐末。套用一句苏轼的话“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作画必此画，定知非画家”。

    虽然程式成就了东方艺术家的一门深入，但对于放弃体道而玩弄艺术语言的人而言，无论是“摹古”的一成不变还是“反古”的花样翻新，程式都会成为他们的坟墓。所以程式的好处是既可以成就有智慧的艺术家，也可以淘汰滥竽充数的从业者。在当今的艺术创作中，如果忽略了山水画整体上的禅的自由精神，或者抛弃了艺术语言上的笔墨，那么艺术创作就会误入歧途。

    追求自由、消解压力的方式固然有多种，但禅与艺术作为这种目的的归宿却由来已久。他们可以通过转化人的欲望，净化人的心灵而消解现代人的恐惧和紧张，给人以精神的自由，使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也能体验到轻松与满足甚至智慧的超越。基此，禅宗美学所倡导的自性即佛、顿悟自性，无修之修等思想对艺术化人生的建构有着重要价值。也就是说，个体可以通过禅美学的自觉实践，促进人生艺术化的实现。

    禅使人在生命自由中实现生活的诗意安顿，文人水墨山水画则使人在诗意生活的安顿中得到生命自由，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