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出发，社会对明星吸毒的关注应理性化，应超越娱乐式的关注。公众人物是与新闻价值及公众利益相关的一个名词

　　近日，《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发布。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指出，在演艺界和明星的群体里面，有一部分人，当然只能说是一少部分人，确实存在吸毒的问题。这个群体的有些人还编造了一些理论，一些理由，说搞演艺的、搞艺术的得吸点毒才有艺术灵感，吸毒以后的那种飘飘然的状态，在这种幻想的精神状态下，艺术灵感会不断出现，这应该说都是歪理邪说，都是在有钱了、富起来以后，再加上理想信念的缺失，精神的空虚，寻找这种刺激，来寻找借口（6月24日中国新闻网）。

　　明星吸毒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丑闻还是娱乐？或者说吸毒仅仅是为了激发明星的创作灵感？在笔者看来，处理明星吸毒问题不能有所偏斜，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同时，由于明星的影响力较大，更要慎重。

　　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应抛弃吸毒可以激发灵感的观点。之前，还有人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一些流行文化的“大师”正是在毒品制造的幻觉中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为理由，希望通过效仿这种吸毒行为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相反，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父母认为，媒体对明星们吸毒的报道产生了美化吸毒的效果，对青少年吸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强调电影演员、体育明星和摇滚歌星在吸毒问题上对意志薄弱的粉丝的影响力，认为当明星未经惩罚逃脱法网或较普通人获得更仁慈的对待时，问题便进一步恶化。不难看出，依赖毒品激发创作灵感的说法站不住脚，相反是一种狡辩，更是一种错误的美化，对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误导。

　　从常识出发，社会对明星吸毒的关注应理性化，应超越娱乐式的关注。公众人物是与新闻价值及公众利益相关的一个名词。在一般情形下，公众比较关心熟悉的人的隐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新疆的某某和某某偷情，大家并不关心，要是邻居的谁和谁有了半点蛛丝马迹，他们都会将眼睛睁得大大的。”从人性的视角出发，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现象。公众人物，其言行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远高于一般民众，因此社会要求他们的言行不但要合法，而且还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要成为道德的楷模和榜样。这是公众人物应该付出的代价。《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85.1%的人关注明星吸毒涉毒事件，68.0%的人表示明星吸毒涉毒容易误导青少年。由此来说，明星吸毒是个社会问题，绝不是个娱乐问题。

　　明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群体，但要认识到，明星的知名度是由公众和社会共同赋予的，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认同是明星赖以生存的根基。明星是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公共人物，必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而不是肆意滥用民众的信任和粉丝的支持。明星的行为能引起受众注意，诱导受众模仿，强化受众信任。如果纵容了明星吸毒或者认为明星吸毒是为了艺术，在笔者看来，这只能是对更多年轻人吸毒的变相鼓励。

　　2009年，我国和日本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明星吸毒事件，中国是歌手满文军，日本是著名歌星酒井法子。我国媒体虽在满文军吸毒被抓后一致认为其作为公众人物不应吸毒，但也发出了给吸毒明星一次改过自新机会的声音，事实也表明，确实给了满文军机会——又出唱片，又当公益大使，而相比之下，日本媒体几乎没有宽恕酒井法子，不仅没有给机会，其复出的可能也被剥夺了。悬殊的对比，折射着差距，似乎也说明了我国当下明星何以越来越多陷入吸毒旋涡。因为付出的成本太小，因为社会的宽容乃至纵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总之，纵容明星吸毒就是在纵容吸毒文化泛滥，可能会诱发公众对毒品的心理服从。因此，不能再继续美化吸毒明星，靠毒品激发灵感不仅是麻木无知，更是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