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之争”已经持续了一周，全国仍在观察临沂，各地仍在议论临沂，观察这座城市的政策动向、转型定力。

　　随着一系列事实的澄清，围绕环保约谈整改的“临沂之争”暂告一段落，但围绕治污、围绕转型、围绕环境与发展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仍在持续。

　　一次本来再正常不过的约谈整改却引起轩然大波，此事本身值得深思。在新环保法正在各地落实、执法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之际，对“临沂之争”进行深入分析，思考其反映出的问题，具有超越临沂地域、超越环保本身的重要意义。

　　一问：争论背后暗藏哪些利益博弈？

　　针对临沂治污的讨论很多，有的称之为“临沂样本”，有的称为“临沂事件”，有的称为“临沂之困”。仅从这些不同的名称就能看出，各方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权且称之为更为中性、客观的“临沂之争”。

　　一次约谈整改引起这么大的分歧和反弹，主要是因为触及了多个敏感话题：一是环保，二是就业，三是发展，四是稳定。这4个话题交织起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引发强烈关注。

　　有观点认为，临沂强力治污影响到了群众就业、社会安定、金融稳定。从调查结果来看，这一关联明显存在牵强附会之处。然而，在争论之中，这一观点确实转移了公众视线，误导了社会舆论。

　　也就是说，在这场争论之初，环保被绑架了，舆论被绑架了，地方政府被绑架了。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表面来看，这是污染企业和环保部门的博弈，是违法企业和环保法律的博弈。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两种不同发展理念的博弈，是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博弈，也是资本和政府的博弈。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临沂之争”看似一个环境问题，实则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争论的核心看似要不要强力治污，实则是要不要转型，要不要严格执行新环保法、落实中央有关政策。

　　纵观这次“临沂之争”，公众的关注点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先是关注约谈整改影响了多少人就业，之后关注污染企业该不该关停，进而演变为关注当地的转型之困。这是一个逐渐接近问题实质的过程。

　　这些被停产整治的污染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是赚了大钱的，在环保要求松的时候是赚了大钱的。如今，一被查处就喊冤叫屈，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环保要求高了，企业不仅不愿为员工生计埋单，反而将本该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推给社会、推给政府，并企图将就业等社会问题作为与政府叫板的筹码。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

　　在这种喊冤叫屈声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造成这些严重污染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追根到底，并非当地政府的强力治污，而是当事企业长期不注重环保、屡屡违法生产所致。

　　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些严重污染企业来解决就业，不能光指望这种忽视甚至损害公共利益的企业来贡献财政。相反，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将守法是底线的理念传导给企业，企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地方经济以及就业才有稳定之基。

　　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表面利益与根本利益的比较中，相信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会算明白账，政府越来越会算精细账，公众越来越懂得算生态账、健康账。

　　二问：强力整改是不是环保“大跃进”？

　　在“临沂之争”中，有人将环境整治喻为刹车，认为“点刹”比“急刹”好。按照这一逻辑，有人将临沂的做法称为“休克式疗法”、“急转弯式治污”，有的甚至称之为“大跃进”。

　　这里，权且不论这一比喻是否恰当。认为“点刹”比“急刹”好，需要明确两个基本前提：第一，“点刹”要能够刹得住；第二，前方要有足够的刹车距离。

　　舆论注意到，57家被停产整治的企业中，有的长期违法排污，有的违法建设，很多在过去被查处过，有的竟达20多次，但直到这次被关停前环境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也就是说，对这些污染企业，当地已经给出了足够的“点刹”机会，但并不奏效。

　　由于企业长期超标排污，临沂的环境问题突出，治理迫在眉睫，再也不允许给出太长的“点刹”距离。如果仍一如既往，临沂的环境问题将更为严重，最终会贻误治理和发展时机。

　　换一个视角来看，“点刹”和“急刹”其实并不冲突。微观上对个别严重污染企业实施“急刹”，就是在宏观上对粗放的发展方式进行“点刹”。

　　此次临沂责令57家企业停产整治，而不是责令关闭，允许其治理达标后恢复生产，严格说起来也算不上“急刹”。

　　来自临沂市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5月，57家停产整治企业利税合计仅占比2.8%，26家仍停产企业仅占比1%.有报道称临沂此次的关停“不计后果”、“不计成本”，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了。

　　我们需要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只要环境执法一严格起来，一些污染企业就跳起来反对，就大肆诉苦。

　　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现在的环境执法监管太严了，而是因为以前太松了、太温和了。既然和风细雨解决不了问题，必要时必须重拳出击。

　　依据新环保法，当下一些地方环境执法的加严，根本算不上环保的“大跃进”，充其量是正常环境执法的回归，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从一些地方的环境形势来看，即便以目前这种力度治污，污染治理速度也未必赶得上污染加重速度，治理成果也未必能满足得了公众的期望。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于，旧账未还，又欠新账，如不加快步伐，不加大力度，不采取强力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势头。

　　对于那些说临沂强力治污为环保“大跃进”的人而言，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些地方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环保法实施之后给环境执法监管带来的巨大转变。

　　如果依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环保“大跃进”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所缺的恰恰就是这种“大跃进”。

　　三问：转型升级有无捷径可走？

　　回头来看，“临沂之争”对临沂未来发展并非坏事，对像临沂一样经济亟待转型升级的城市来说并非坏事。

　　临沂不是一个孤案。当下中国，像临沂这样亟须强力治污、亟待转型升级的城市比比皆是。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临沂之争”有着超越临沂本身的意义。它既提供了一个切实推动治污的样本，也真实地呈现了转型期所要面对的挑战。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形成共识，随着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强化，过去那种拼资源、拼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没有了发展空间，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地步。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越来越高。任何一个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发展，只要与公众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背道而驰，其发展道路就会越走越窄，最后难以为继。

　　转型升级有无捷径可走？偏重的产业结构调整恐怕是很多地方绕不开的一个难题：一些地方产能过剩很多，落后产能更是普遍，大部分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不但消耗大、污染重，而且效益低。

　　要改变这种局面，光靠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必须动大手术，甚至是伤筋动骨，有的要治理淘汰，有的要改造搬迁，有的则要转型升级，这些都不是轻易就能干成的。

　　从国内外一些地方及行业的发展实践来看，环境保护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在经济转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

　　与其他方式推进转型较具弹性相比，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刚性更强，有的还有强制性，对于促转型调结构的作用更为明显。

　　在山东省内，就有类似鲜活的案例。山东造纸在分阶段逐步加严的环保标准倒逼下，实现了行业的整体转型升级，不仅大大减轻了环境污染，而且行业的整体实力有了几何级数的提升。

　　从总体来看，环保行动的升级并没有带来经济的下行。数据显示，1月～5月，临沂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全省第二，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列全省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8%.随着时间的推移，环保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当然，和临沂一样，对任何一个谋求转型的城市来说，挑战都是巨大的，都将面对财政、就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这考验着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政治智慧、转型定力。

　　不难想象，在这场争论中，临沂市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承受了巨大压力。面对质疑和指责，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没有自乱阵脚，依然坚定如初。这样的一种定力，对推进转型来说，尤为可贵。

　　在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法治不断强化的当下，这是对环境法律的尊重，是对发展规律的尊重，是对生态环境的尊重，更是对公众健康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