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保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这一条虽然没有出现“政策环评”字样，却为政策环评的开展打开了缺口。如何根据我国国情构建适宜的政策环评框架体系，就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推进政策环评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国外的相关实践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国外政策环评有哪些特点？

　　从目前来看，国外的政策环评大体有3种类型：以政策为对象的评价，以完善制度为目标的评价，作为政策分析有机要素的评价。

　　尽管不同国家的政策环评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具有4个共同特点：

　　一是评价对象以政府决策为主。将政策环评正式纳入决策程序的国家和地区，其评价对象几乎全部是政府部门的决策，鲜有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决策。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非常明确地限定了这一法案的作用对象为联邦政府机构。加拿大《关于对政策、规划和计划提案开展环境评价的内阁指令》指出，只有提交部长或内阁批准的政策才需要开展环境评价。荷兰《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要求只有由部长送交荷兰议会二院审议的政策文件才需要开展环境评价。其《1995年关于实施环境测试的内阁命令》提出的“E-test”虽然延伸到了法规层面，但评价对象仍然是政府部门的决策。其他国家如英国、南非、丹麦等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且政策环评要求也大多出自政府规定。

　　二是评价过程重视多方案比选。对建议方案和替代方案开展同等深度评价，是决策的核心要义，也是国际上政策环评的主体内容。除了荷兰的“E-test”外，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均在相关法律中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政策特点及其环境效应，一般通过定性、定量、货币化等多种方式进行方案比选，最后将结果提交决策者参考，而评价者并不提出倾向性建议。例如：在美国《Tonto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管理》环境评价中，围绕旅游线路划定、游客和机动车可以进入的区域，以及是否允许野营、越野、打猎、采集等活动，在广泛听取公众和相关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共形成了4个方案。在剔除明显不可行方案后，最终3个方案进入比选阶段。在环境影响报告中，则对3个备选方案和无行动方案共4个方案进行了同等深度的评价。

　　三是将成本—收益分析作为重要工具。方案比选的最佳方法是计算各拟议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然后选取净收益最大者，这也是完全理性决策模式的基本程序。从那些将环境影响与社会、经济影响置于同一平台考量的政策环评实践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成本—收益分析作为核心评价工具。例如，美国环保局管制影响分析的主要做法就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判断拟议规则和标准的优劣。在2012年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中，共提出了4套PM2.5年均浓度备选值，分别计算了采用相应指标值到2020年可能增加的成本和收益（基于人体健康损害、能见度影响、物资损失、生态影响、气候变化等多方面考虑）。欧盟2009年修订的《影响评价导则》要求对欧盟委员会的拟议政策开展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综合评价；在推荐的3种多方案比选方法中，成本—收益分析列在首位。

　　四是将公众参与作为重要目标。从国外的政策环评试点项目来看，一般都把公众参与作为重要评价目标，除了在实践中尽量为公众参与提供机会外，在内容上也会优先考虑公众诉求。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保证决策民主化，为公众参与决策提供机会；二是促进信息公开，使公众理解决策过程；三是搭建利益磋商平台，推动利益相关者达成妥协；四是建立长期对话机制，为公众监督整个政策过程创造条件；五是促进环境问题主流化，培育强大的环境保护支持群体。不仅最终进入比选阶段的政策方案可以由公众决定，而且评价范围、评价重点甚至评价方法也会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关切。此外，强调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也是国外政策环评的一个特点，一般都会在程序和内容上有所体现。

　　国外政策环评有哪些启示？

　　根据国外实践，我国开展政策环评应重点加强以下工作：

　　应将政府部门的具体决策作为重点评价对象。我国的正式决策主要有战略、法规、规划和规范性文件。其中，战略是事关发展方向和长远目标的重大决策，一般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法规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社会活动准则；规划是政府部门为实现特定目标制定的行动方案；规范性文件是法律范畴以外具有约束力的具体管理规定。由于国家战略政治性较强，法规主要是程序性规定，因而现阶段均不宜作为政策环评的对象。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应主要评价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规划。对于规范性文件，由于制定主体、程序、权限、审查机制等缺乏统一范式，且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应列为当前政策环评的优先对象。对于规划，则应重点评价那些具有政策属性，而环评法还未覆盖的综合性、指导性规划。

　　应将完善决策机制作为推进政策环评的先导。作为一项决策辅助制度，政策环评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政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规范。因此，完善决策机制是推进政策环评的先决条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为了使政策环评能够更好地参与决策过程，决策机制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在决策程序中增加并突出多方案比选内容，为从环境保护角度对不同方案进行比选提供条件；二是实现决策全过程公开，便于信息获取和公众参与；三是尽量委托专门的政策研究部门（第三方）来制定政策，为政策环评客观参与政策过程提供机制保障。

　　应将环境问题主流化作为政策环评的重要目标。从西方的政策环评实践来看，均把环境问题主流化作为重要目标。具体而言，通过政策环评过程中广泛的公众参与，使其充分认识与政策相关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形成强大的环境保护舆论力量和支持群体，并自觉参与到环保工作中来。对于我国而言，应重点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将政策环评作为向公众解释政策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的重要途径，并籍此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形成环保统一战线；二是识别现有决策机制中容易导致重大环境问题的机制缺陷，使政策制定部门能够完善政策依存的制度体系；三是通过政策环评加强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执行部门的能力建设，使其能够自上而下地主动防治环境问题。

　　应将理念宣传和能力建设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政策环评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案例研究都严重不足，这对下一阶段深化政策环评、参与国家宏观决策极为不利。为此，应尽快加强示范性、探索性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政策环评奠定基础。对此，可重点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使公众和决策部门认识政策环评。具体可通过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举办有影响力的政策环评研讨会和开展跨部门培训等来实现。二是设立相关课题，加强理论方法和示范案例研究。不仅要总结国际上政策环评的成功经验，更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环评模式。三是环保部门增强参与国家宏观决策的主动性，使决策部门认识到政策环评对于科学决策是一种帮助而不是制约。（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