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过去和现在，法学界都存在把哲学思维简单照搬到法律领域，法律思维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哲学思维虽然对法律思维具有无可置疑的指导作用，但它无法简单地取代法律思维。其中“实事求是”是最容易被误用的一例。

　　“实事求是”是一种哲学思维，它对法治建设的主要指导意义应该是：立法要从社会实际出发，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执法（司法）要从案件事实出发，严格依据法律定分止争。除了这一哲学思维之外，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活动还要受法律思维的指导。

　　在立法方面，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要求当机立断、知错就改，而法律思维则要求法律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立法既要积极，更要慎重，不能朝令夕改。所以彭真同志曾经指出，立法总要经过一个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程。凡是新的重大问题、重要改革，总要先用政策作指导，在探索、试验中，成功的，就坚持；不成功的或者不完全成功的，就修正。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对各种典型、各种经验的比较研究，再制定法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伴随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立法工作经常存在着这种过渡。

　　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法律思维则要求法律规范要有一定的概括性，不能过于细碎具体，出现“立法超载”。彭真同志为此提出了立法要“先粗后细”的主张，即立法开始可以粗一点，在粗线条划出来以后，再进行局部的细描。这是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很不平衡，法律只能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规定得太细就难以通行于全国。先粗后细的做法是：一是时间上先粗后细，开始粗，实践一段后再细；二是空间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粗一点，国务院制定的实施细则细一点，拥有一定立法权的地方制定的实施细则再细一点。

　　在司法方面，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更不能简单地照搬。“实事求是”所主张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反映到诉讼领域，这个“客观实际”（或曰客观事实）必须转变为法庭认定的证据（或曰法律事实）。西方法谚“无证人即无诉讼”“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等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周强同志前不久在报章撰文强调，一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必须根据依法查明的证据进行，裁判案件要以事实为根据，认定事实要以证据为根据，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根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更不得认定犯罪。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就是在诉讼活动中，所有办案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要树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意识，坚持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和运用证据，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不搞非法证据，不认定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用严密的证据链条锁定犯罪事实。不仅重视收集和采信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且重视收集和采信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不仅要坚持有罪则判，而且要坚持疑罪从无。二要保证庭审发挥在认定证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办案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要围绕庭审开展诉讼活动，做到诉讼资源向庭审集中，办案时间向庭审倾斜，办案标准向法庭看齐。确保案件证据展示、质证、认证在法庭，证人、鉴定人作证在法庭，案件事实调查、认定在法庭，诉辩和代理意见发表、辩论在法庭，直接言词原则体现在法庭，当事人及其辩护、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行使在法庭，公正裁判决定在法庭，裁判说理讲解在法庭等。我们应该承认，由于时过境迁，并非所有事实都能再以证据形式展示于法庭，因此，有时会出现虽然可能符合实际，但因证据灭失而无法胜诉的情形，所以诉讼总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实事求是”所主张的“求是”也不能简单照搬到司法领域。因为“求是”会受到法律时效制度的限制。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三个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有二年的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有一年的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有二十年的时效期间。过了规定的时效期间，就别再通过民事诉讼“求是”了。同样，刑法对犯罪的追诉也是有时效规定的。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过了追诉时效就别再通过刑事诉讼“求是”了。

　　道理很简单，哲学思维是处理一般问题的，法律思维是处理具体问题的，处理具体问题要受到具体的时空特定条件，以及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否认哲学思维的普遍性指导作用是不对的，但无视法律思维的特殊指导作用也是可怕的。（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