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增加的规定包括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等内容。不孝作为法律中的重要内容一直备受关注，然而不孝入律之渊源何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不仅是道德概念，同时也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制定依据。为了防止不孝行为的出现，许多朝代一方面鼓励、表彰孝行，甚至由皇帝亲自注解、颁刻《孝经》；另一方面则将不孝作为罪行写入律法，如《唐律疏议》总共502条，在律法及其相关的疏议中，涉及到孝的条款就有58条，约占全部条款的11%.将不孝从道德的层面到写入律法，是将不孝从道德转变为法律义务的过程，这既标志着孝道伦理的发展成熟，同时也显示孝道伦理逐渐为国家统治所利用，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

　　原始社会晚期，也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孝观念就已经基本形成。孝观念产生之初只被当做品性评判的标准。如《尚书·尧典》中云：“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这段话记载了尧晚年时如何传位于舜的相关经过。

　　在当前文献的记载中，最早将不孝与律法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在西周的《甫刑》。《甫刑》是周穆王命吕侯（亦称甫侯）制定，故又名《吕刑》。今存文本虽已难窥《甫刑》之原貌，但据后世文献之征引，可知《甫刑》中曾将不孝列入律法的思想或条文之中。如《孝经·五刑章》曰：“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文中所提到的“五刑之属”，在《尚书·吕刑》中又可得到答案：“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结合《孝经》和《尚书》中的记载，可以了解到《甫刑》中不仅有与不孝相关的内容，而且还将其列入重罪。虽然就目前的文献资料中，无法断定《甫刑》中是否有直接与不孝相关的条文，但立法的指导思想中有惩治和反对不孝的意图是毋庸置疑的。

　　现存古代律法文献中最早将不孝罪纳入律法并有案例可考的，首见于秦代的律令及案例记载。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墓主为名为“喜”的秦国小吏，这些陪葬的竹简便包括当时的一些法律文书以及档案资料，其中既有以不孝罪入律的条文，也有不孝行为被告发的案例。如《法律问答》：“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法律问答》是对当时法律条文的进一步阐释，其中提到若有触及不孝罪，如何抓捕的程序问题。免老指为六十岁以上没有爵位或者五十六岁以上有爵位的老人。如果免老以不孝罪告发他人，官府可以不通过“三环”的法律程序，直接将犯罪嫌疑人抓捕。

　　从所举条目中可以看出，秦代律令不仅将不孝纳入法律体系，而且对于不孝罪的犯人量刑极重。这与《甫刑》中“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法理也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孝观念在尧舜时期已经初见萌芽，而孝道理论的初步成熟则是在西周时期。虽然根据《尚书》和《周礼》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至少在西周时期，不孝罪已成为法律制定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存世周代律令和案例的不足，致使周代是否真正将不孝罪作为律令的正式内容发布只能存疑待勘。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秦律是最早将不孝罪正式纳入律令，并在具体案例中付诸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