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6年，用现在时尚语言，属于“20后”。这里，我简单谈谈自己的“大学时代”。 记得在南京大学纪念金陵大学建校120周年大会上，我应邀作了发言，其中有这样一段：

　　“其实，我在金大校园生活不长，1946年9月入学，1948年离校去中原解放区，前后不到两年半。但是金大对我影响很大，是我参加革命与研究史学两大人生的起点。”

　　这并非应景话语，确实是肺腑之言。因为从1943年7月到1946年9月，两次被学校开除，到处漂泊，直到进入金大才算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

　　金大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教学管理也井井有条。我虽然想从事新闻工作，但在课堂上仍然是勤奋好学，除认真学习历史系基本课程以外，对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课程也学得有滋有味。1948年北大名教授向达来校举办讲座，我除听讲外，还曾随他观赏刚刚运到南京的部分故宫藏画。金大的大型学术讲演很多，印象较深的有马寅初、梁漱溟等。特别是马寅初，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懂经济以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听说演讲后不久即遭迫害，他这种直言无隐的勇气，对我影响极深。

　　非常感谢中学的几位好老师，是他们引导我养成课余广泛阅读的习惯，即便是浪迹在社会穷苦底层，也仍然以读书为最大快乐。我在金大不限于学习历史，还在金女大选读了地质学，此外又迷恋上印第安人文学。美籍业师贝德士先后曾在牛津、耶鲁受过良好史学训练，既具有欧洲古老严谨的学风，又有新大陆的自由精神，他和师母对我的“三心二意”颇为理解，还协助我办理美国新闻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阅书证，使我得以更为扩大求知空间。尽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即将到来，宁沪地区依然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我不受任何外界的不良诱惑，在知识海洋的遨游中充分享受精神上的愉悦。

　　我还有自己的“第二课堂”，即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国统区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入学不久，我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爝火团契，并且成为较有影响的墙报《天南星》的主要撰稿人。我们有跨校的读书会，共同学习马列著作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政治文献，有一段时间装书的皮箱就收藏在我的床下，可能是以我的退役军人身份作为掩护。读书会有共同的读书笔记本，在上面交流心得，有时也要在一起热烈讨论，而我则俨然成为主题发言者，因为我在进金大以前已读过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若干著作，只不过当时还不了解他们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们的“敌人”。

　　我不大在乎考试成绩，家庭与社会似乎也未形成任何压力。各门功课大多得分不高，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良好史学训练，特别是在课余自学中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我勤于阅读，也勤于写作，但并不急于发表。例如，我曾认真写过一篇有关陀斯妥也夫斯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长篇书评，自觉还有一定功力，但一直没有对外投稿。这两年多也曾偶尔发表几篇习作，如在《和平日报》、《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两篇散文（《邂逅》、《等待》）、一篇影评（《评万家灯火》），这些都促使自己增多若干文笔锻炼。但我自己更为看重的倒是在《天南星》墙报上以“文封湘”笔名撰写的时评《漫话金圆券》，和一篇采用印第安民谣韵律写成的政治诗歌《火车抛锚》。我不仅精心构思撰写，而且在深夜与三五契友悄悄用浓厚的浆糊贴在壁报栏的显著位置上。第二天看到许多同学拥挤着认真阅读《天南星》，而且事后还听到若干对于我的诗文的热情鼓励，内心那份高兴最是无法可以言说。

　　进金大以前，我虽然有两次因为反抗国民党思想压制而横遭学校开除的往事，但都属于少年叛逆性格使然，并没有多少政治思想内涵。直至到金大以后，经过参加群体性争取民主自由的大规模抗争以后，才真正明确了人生的意义与奋斗的目标。在两个政党、两条路线、两个中国之命运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经过比较冷静与理性的思考，如同千千万万其他进步大学生一样，我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48年11月，我终于坚定地走向中原解放区，没有任何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离开金大之前，我在校园参加了一场大型辩论会，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并且作为读书会的主要发言人，公开批判某些亲国民党教授的所谓“第三条路线”，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众多进步学生的心声。这可以说是我们留给母校校园的“最后一幕”场景。

　　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以金大为起点的我，终身为之奉献的两大事业：历史科学与人民民主，至今仍在持续。尽管道路如此漫长，如此曲折，如此坎坷，我始终无怨无悔，自觉无愧此生。因为尽管能力有限，成就不多，但我坚守信念，锲而不舍，为史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奉献出全部心血。 回忆我的“大学时代”，我有几句话想寄语“90后”的学子们——第一句是“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大学时代”；第二句是“少埋怨些环境，多要求些自己”；第三句是“要学会理性的独立判断，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