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上升到“精神”的层面，以出现在今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为极致，虽然此前人们对这两个名词搭配在一起并不陌生，但具体起始于哪个时间点，却不甚了然。

　　传统的“工匠”概念大家都熟悉，就身份而言，非人事部门所定义的干部或专业人员；社会地位呢，毋庸讳言，有点等而下之吧。年少时记得的一个事实是，顶级的工匠，薪酬不过与最低级别的工程师相同，除非没条件上大学，谁家大人会鼓励自家孩子以当工匠为理想。

　　等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方知工匠、尤其是那些六级至八级的“大工匠”，还是有相当地位，因为厂子里许多事涉工艺的关键活儿，没有他们根本拿不下来。这时，我才对那些工匠前辈“肃然地有些起敬”了。

　　据我观察，国家对工匠重要性的逐渐了悟，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世界的放眼四顾：瑞士的手表、德国的汽车、日本的家电、意大利天价的手工小提琴和皮革制品等等，不一而足。在使用这些产品的过程中，国人也建立了某种信念，即“进口货就是好”。及至后来中国产品日渐呈现出的粗制滥造，更使得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国家领导人，都意识到产品制造者的素质是个大问题，甚而至于将其提升到“精神”的层面。

　　“工匠”进而“精神”，就总得有些高度。起码，“工匠”的身份就有了广义性，“工匠”自然已非特指那些仅限于工艺范畴的能工巧匠，而是广及几乎所有岗位的从业者。如此，从中抽象出来的职业伦理，当乃“工匠精神”之题中应有。在分工日细的时代，对他者，追求精益求精的“让用户满意”；对自我，心向自由发展的高远理想。大到火箭上天、潜艇入水，小到一个指甲剪的质量保证，或著书立说，或快递保洁，有了某种“精神”的贯通，结果自然不一样。

　　所谓“精神”，无非是一种价值取向。今日言必“工匠精神”，其实“精神”的养成又谈何容易。早先国人对狭义“工匠”的轻视，多少受重读书做官、轻“奇技淫巧”传统的影响，进而成为集体无意识甚或“国民性”，应该说，直至当下，这样的影响并未完全消散。在这样的影响下，便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之早先工匠的薪酬待遇及社会地位等，正乃顺理成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又进一步促成了人人可见的社会现实。

　　当下大讲“工匠精神”，强势的宣示下，更须从根本处、细微处、普适处下养成的功夫，且要有相对长远的预期。“三代修成一个贵族”，几十年才做成航母，更难指望一种精神养成的立竿见影。尽责岗位、恪守职业本分只是起点。让“工匠精神”最终演化成国民心理，就像一说起德国人，心中立马就有严谨、精准、一丝不苟的形象，那才是“精神”的高度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