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取向为其现实内容，心态内在于人的在世过程，并影响着人的行为、制约着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心态的以上影响和制约，往往显得更为突出。与以上特点相联系，心态既是一个可以从哲学层面加以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现实的话题。

　　一

　　心态内在于个体，但又具有社会的内涵。就此而言，它既关乎个体的心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总体上看，心态可以视为一种综合性的精神形态。

　　作为综合性的精神形态，心态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首先是相关的知识经验。心态的形成，离不开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对人自身处境的把握，对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其中总是包含相关的知识经验。其二是一定的价值取向，包括价值原则、价值理想等。单纯的知识经验还不足以形成相关的社会心态，知识经验只有与一定的价值观念相结合，才能生成为具体的社会心态。而对价值原则、价值理想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导致人的不同心态。其三，心态总是和一个个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从而它又与心理层面的个性特点相关联。人的个性具有多样性，这些差异会影响个体的心态。如内向者相对于外向者而言，或许更容易引发忧郁甚至悲观的心态。

　　以知识经验、价值观念以及心理个性为内容，具体的社会心态同时表现为人们对待世界的一种精神取向以及个体独特的生活态度，后者又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

　　二

　　心态属于广义之“心”，心态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与广义上“心”和世界的关系呈现某种相关性。从宽泛意义上说，人心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种形态。首先呈现的是认识的意义。在认识关系或认知关系中，人心和世界的关联具体表现为人心适应于世界。认知关系以人把握、认知世界为指向。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同样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心也会从观念的层面对认识过程发生影响等，但终极的指向是如其所是地把握世界。

　　人心和世界的关系还涉及实践层面。在实践层面上，两者关系更多表现为世界适应人心。人们总是把认识的成果和自身的价值追求、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理想、计划、蓝图，并通过多样的实践过程使之付诸现实。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也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但从其最后的指向看，则是让世界合乎人的价值追求。

　　人心与世界的以上关系，也体现于心态和世界之间。宽泛而言，心态既制约自我，也影响世界。作为影响世界的一种精神形态，心态内含价值创造的意向，后者同时隐含着让世界适应人心的趋向。从具体个体来说，让世界适应人心意味着努力去改变个体的处境和现状，使现实更符合自身的人生追求。心态同时又包含着对世界的把握，包含知识经验，这种知识经验与个体自身的价值观相结合，又会进一步引导人们去进行自我调节，这种自我调节包括协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隐含着要求人心去适应这个世界——在很多情况下，欲协调好人与外部存在之间的关系，便需要人去适应外部的现实世界。

　　心态与世界的两重关系各有其独特意义。从创造的意向出发，让世界适应心态所包含的价值要求，意味着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价值创造活动，以改变世界，实现人的理想，从终极层面看，这种理想的社会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提。通过自我的调节，让人心去适应世界，则可以使人避免走向负面意义上的否定性心理趋向，不断调整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积极关联。可以看到，广义的心态，并不与通常所说的人心完全相分离，人心和世界的两重关系也同样制约着心态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三

　　心态作为对待世界的一种精神趋向，总是表现为人对外部世界、外部现实的相对稳定的精神形态。人对一定时期的现实，包括自己的生活处境的把握和认识，总是包含确定的内容，人的价值趋向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与之相联系，心态不同于偶然的意念或一时的心理波动，而呈现比较稳定的特点。

　　然而，心态又是可以转换、可以改变的。心态转换的根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外部现实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自身处境的改变，即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个体自身的境遇得到某种改善，或者相反。处境的变化常常会影响个体心态：如果个体处境呈上升形态，则心态往往呈现积极的趋向；反之则容易走向消极。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公正社会秩序的存在或阙如，也会影响个体的心态。当外部社会环境体现了公正的社会要求，个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既有发展的机会也有发展的空间或前景时，个体的心态更容易获得正面的内容；反之，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则往往对人的心态产生负面影响。

　　心态转换的另一侧面，关乎个体自身精神世界的提升，涉及社会教育、个体自身的实践、修养、涵养等。在同样的社会境遇中，具有不同精神境界的个体，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心态。当外部环境不尽如人意时，一些人可能会产生消沉、不满的心态，另一些人则可能进一步坚定改良社会的信念，形成积极乐观的心态。心态的以上差异，关乎精神境界的高下。与之相联系，如何通过个人的自我涵养、自我修养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形成具有正面意义的心态，是讨论心态问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四

　　心态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意识，植根于一定社会现实，并涉及多重社会关系、社会角色。心态的发生首先关乎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心态总是在与他人的现实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内容与个体自身在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难以分开。在社会中，有些人可能处于弱势地位，常常容易形成某种失落的心态；反之，当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优于其他个体时，往往更容易形成所谓成功者的心态。但如果缺乏交往、比较的对象，相关的心态便无从形成，这一事实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心态的社会意识特点。

　　个体在社会中的不同处境，大致可以区分为顺境和逆境。对于个体心态来说，在处于以上两种境遇时，都面临如何自我调节的问题。处于顺境之时，从消极方面来说，应当做到“富而无骄”，防止产生过分的自我优越感或骄横心态；从积极方面来说，则应该有一种“兼济天下”的胸怀。身处逆境时，从正面来说，需要有“独善其身”的境界，保持积极向上、自我完成、自我提升的精神和志趣；就消极方面而言，则应避免由失落、不满走向怨恨他人、敌视社会。以上心态调整与个体适应社会的过程相一致，对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心态同时涉及利和义的关系。心态包含对现实的感受，这种感受说到底关乎名和利。处于逆境中的人容易心怀不满，甚至心理失衡，这种失衡最终也根源于名和利。从心态调整的角度看，如何合理处理利和义的关系问题，对个体来说无法回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权利常常变得更为突显，维护个体的正当权益，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但同时，也应避免一味追逐名利，甚至不择手段去谋取个体利益。孔子在肯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同时，又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富而可求”则为之、“不义而富且贵”则视如浮云的观念背后，蕴含着对待义和利的合理心态。

　　进一步看，心态问题还涉及淡泊和进取的不同人生取向。淡泊主要表现为儒家所肯定的心态，相关的心态在道家那里呈现为知足，在佛教那里则展现为放下（所谓“一切放下”）。与淡泊、知足、放下相对的是进取、不知足、更上层楼。心态的调节，同样关乎以上不同人生取向的定位。过分强调淡泊、知足、一切放下，常常会抑制进取、奋斗、创造的精神；过分执着于不知足，则在实践中容易以合目的性压倒合法则性。同时，相对于一个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成果而言，他的理想目标总是会显得相对遥远，二者之间的距离往往容易引发个体的失落感。这里，如何在淡泊、知足、一切放下与进取、奋斗、创造的精神之间把握适当的“度”，对于形成健全的人生取向和心态，同样十分重要。

　　心态问题对个体来说同时涉及开放宽容和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开放宽容意味着接受不同的意见，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等。现实批判则意味着拒绝随意地去迎合他人或在生活中随波逐流。开放宽容和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与前面提到的人心与世界的二重关系具有对应性：如果说，开放宽容体现了人心适应世界的这一面，那么，对现实的批判可以看成是改变现实、让世界适应人心的引申。

　　综合起来看，社会心态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又体现了个体的精神取向。在心态背后，一方面存在着社会现实、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隐含着个体精神世界、个体精神境界。与此相应，在研究社会心态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考察、把握心态背后多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这种考察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展开；另一方面，从个体精神世界的角度看，在心态的引导转换过程中，自我的涵养、境界的提升，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创新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