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近日公布的《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提出，依据城市交通状况，适时研究推进城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谨慎采取机动车限购、限行的“两限”政策，避免“两限”政策常态化；已经实行的城市，适时研究建立必要的配套政策或替代措施。

　　一段时间以来，北京曾多次提出研究征收拥堵费，引发舆论热议。相比于强制性的“两限”政策，拥堵费有其经济杠杆的意义，但社会争议很大，主要是质疑其效果和担心增加居民负担。对拥堵费的研究，本质上属于城市治理的范畴，如何看待这一项“收费”，还需要放在公共语境下去思考。

　　交通拥堵作为一种普遍的“城市病”，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潮中正在日益凸显，越是人口规模大和发展速度快的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就越严重。这一趋势几乎是所有大城市都不得不面临的一大考验，从世界范围来看，要彻底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至少目前是很难实现的。

　　人口向城市的不断集中，以及现代人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要求，让城市的各种公共资源都趋于紧张。基于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等条件，每一座城市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基础和上限，即使不断从硬件上去扩展，往往也会引起相应的人口聚集效应，这就决定了，缓解交通拥堵，基本上只能在资源配置上想办法。换言之，这就是一个为了保障和提升城市交通效率，如何更合理地“分饼”的难题。

　　每一个参与交通的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对拥堵费的质疑和担忧，其实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受损的消极反应。尽管行人、自行车、电动车和私家车都有资格主张自身的权利，但是，站在维护整个城市交通运行的高度，这些主体之间却不是完全“平等”的。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城市首先要尽可能保障供给的公平和普惠性，体现在交通上，就是向最普遍和最集约的交通出行方式倾斜，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一种“平均”水准的出行需求。

　　相比于大运量的公共交通和各种绿色出行方式，私家车是“高端”的追求。这不仅体现在私家车更高的购买和使用成本，最大的问题还是私家车对公共交通资源的过高占用上。在已经无路可走、无处可停的窘境下，恐怕再高的经济付出也无法换来顺畅的通行。事实上，抛开经济成本因素，如今在很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开车已经变得非常不便，用车体验并不理想。

　　治堵固然需要城市的不断创新和探索，但城市交通根本上是一个公共问题，也是一个动态系统。每一个居民都是参与者，每一次“绿色出行”的微观决策，都会对这个系统产生作用，最终形成改善交通状态的合力。

　　在世界上很多饱受拥堵之苦的城市里，居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在市内开车并不是一种被鼓励和受欢迎的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开车，就要为占用更多公共资源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为自己也为公共利益考虑的意识，正是当前的各种治理手段希望达到的目的，尽量引导市民做出更理性的选择，这一思路对于包括治堵在内的很多城市课题也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