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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若干高校科研人员滥用科研经费被审计曝光,有媒体发表调查,探究科研人员的种种“失范”行为到底是不是“被沦丧”;又有媒体刊载评论,讨论“科研活动与盖大楼”的关系,言下之意,由于科研活动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科研经费管理应当“尊重科学规律”。
这些调查和言论听起来给人两个印象:一个是科研人员很“冤”,“做假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规避风险,是被“逼”的“无奈之举”;另一个是,管理部门基本无视“科研活动规律”,只顾按照“数目字管理”的思路来管科研。这些观点多少有些老调重弹,没啥新意,但是如果它总是在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上出现,说明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笔者只想指出一点,那些论证科研活动不能按照“盖大楼”思路来管理的观点,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如果有一套“符合科研规律”、给科研人员充分自主权的管理规定,科研人员在这些规定面前,具有高度的自律能力,会严格地按照规定去做,不会发生“滥用经费”的失范行为;而这一逻辑的前提是,当前中国科研人员具有远高于一般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和职业操守,“经费摆于前而不变色”。只可惜,这个重要的前提从未曾得到确凿的证据检验,没有哪个公开发表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现今中国科研人员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平均水平是领先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并不意味着天然就具有与这个职业相适应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因为自律也是要习得的,也要有氛围。没有有效“他律”制约的“自律”,最终导致的只能是职业操守“大堤”的溃决。张曙光差一点当选院士,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那些“只管把经费给我,任我仰望天空”的想法,基本上是痴人说梦。就是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好事,不知这样的论调为何屡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
今天中国科技界的种种问题,既有科研活动本身衍生的,如学术不端;也有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如过分强调项目和论文;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问题投射到科技界的,如管理部门的腐败,科研人员对经费的滥用。如果你聆听科研人员对经费管理的种种“吐槽”,总会给人一种站在“道德高坡”的感觉,而目前曝光的若干滥用科研经费案例说明,科研人员本身并没有“天然的道德免疫力”,倒是显得有些安之若素、随波逐流,颇有些“孔乙己偷书不算偷”的感觉。
治病要对症,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方向只能是“他律”与“自律”的结合。但是,改革“他律”并不意味着“放松管制”。与很多人直觉相反,目前中国科研管理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当粗放的,精细化管理的程度明显不足。有媒体评论也曾指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申请、资助政策及程序指南》是一本168页的书。对每项费用是否合法、如何支出,都尽可能做到细致具体、易于操作。如对经费的利息如何处理、到外地参加会议乘坐哪种交通工具都有明文规定。不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这样的做法是否也是在“盖大楼”呢?
至于“自律”,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节奏。有人寄希望于“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完善,这也是一厢情愿。从比较严格的学理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不存在西方所谓的“科学共同体”,至多是个“中国特色”,我们有的只是“科技界”。行政化、指标化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功夫在诗外”。那些对中国科研文化问题反思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解决这些问题是有“边界条件”的,指望在科技界内部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早已明确,关键在于如何操作,这不是简单发发牢骚就能解决的,说到底改革需要政治智慧。如此看来,“赛先生”在中国“做客”的时间还会相当漫长,器物、制度层面的学习借鉴还远未完成,更别说文化了。
科研人员吐槽科研经费不好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科研经费不够用,虽然这几年科研经费快速增长,但还是满足不了科研人员的需要,很多科研领域的投入还很不够。如果千难万难争取来的经费不能如愿使用,的确挺郁闷。这引出中国科技发展另外一个老问题,科研队伍的规模和质量之间的矛盾。虽然我们有“令外国生畏”的、数量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但高水平人才匮乏的另一个表述就是良莠不齐。如果能采取有效机制和措施,提高从事科研的门槛,甄别高水平人才,把那些觊觎科研经费而无心搞科研的人拒之门外,滥用科研经费的问题会大大缓解。近日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非升即走”解聘了一些教师,暂且不论评价方法的优劣,单单是“非升即走”这项制度,就应当在中国科研队伍中全面推行,只有形成一个科研人员流动、竞争的“职业市场”,才能慧眼识出那些具有科研禀赋和能力的人才,也能够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真正用在“刀刃”上,其作用远远超过那些人才计划和工程。
一个良好、健康、多元的舆论生态,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是大有裨益的。令人欣慰的是,近来新闻媒体在看待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时出现了更多理性、平衡、多元的声音,不再一味地指责管理部门,而是进行了多角度的反思。在报道高校教师吐糟科研经费时,也同时刊发了“吐槽未必全在理,看看国外怎么管”的解读,“别把科研经费当肥肉”这样的言论更是有理有据,值得点赞。而要发出更多这样的声音,需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科技发展状况和问题有更加清醒、深入、准确的认识和理解。这还需要科技界和媒体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