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西方媒体关注了“Z世代”在这次由于乔治·弗洛伊德的死所激发的持续示威中的影响力。他们一直是示威活动的主力，始终积极参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事态的进程。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文章认为他们所形成的新青年文化在这次疫情背景下示威中形成了很大的作用。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Z世代”的若干特点

　　所谓“Z世代”，类似中国常说的“95后”，是西方对于世代描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1995年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出生的世代。西方的观察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相当重要：

　　一是他们是国人常说的“网生代”，也就是数字世代的第一代原住民，他们对于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文化熟悉也善于运用，并在其上形成其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是“部落化”的。

　　二是他们出生在西方经济发展较为顺畅的“冷战后”阶段，是在相对普遍富裕时代成长的，基本上多数天然属于中产群体，其消费力的影响不容小觑。并对其上几代人产生相当影响，也更重视自我的感受和体验。这些特点在他们逐渐成长的过程之中都在显现出来。

　　三是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更重视所谓的“灵活性”和个性，各种选择等都会更注重自我的满足。

　　中产群体下层的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多重矛盾的积累对“Z世代”的影响相当大

　　这些年来西方贫富差距的加大，中产群体下层的经济地位下降，社会的多重矛盾如移民和种族等问题也都会浮现在很多“Z世代”的日常生活之中。随着这次疫情在西方的蔓延和持续，现在看来，“Z世代”其实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疫情的持续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而“Z世代”灵活的学习和工作的选择往往是社会保险难以覆盖的。所以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在疫情下的停止或静止状态会让他们最先受到影响和损害。而青年对于社会不公的感受更容易形成较为激进的社会选择。这都会成为他们社会行动的新背景。这次种族问题的凸显，其实是多重社会问题的一个扭结点，这个点是相当能够直接形成社会动员的。

　　“网生代”与“部落化”

　　而“Z世代”的“网生代”特性，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来取得信息，获得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也倾向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与自己想法类似的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形成更多的认同，也更容易受到网络上的各种意见和价值选择的影响。因此其社会观点往往由于这种相互影响而越发激进，容易形成“极化”的形态。而这些也由于屏蔽和消除了和不同看法的人之间的相互讨论，其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很多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其实是高度“部落化”的，和所谓的“外人”，包括家中长辈等都没有兼容性，完全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的。很多年长的人和年轻人的互联网文化是隔绝的，年轻人使用的社交媒体工具甚至都和一般社会熟悉的有所不同，不和其他人兼容。他们所分享和重视的文化往往和社会上一般形态有相当的差异。这样，“Z世代”一旦形成其政治和社会看法，往往就如横空出世。这些年来如美国桑德斯等人的崛起，就是以激进的姿态切合了“Z世代”的需求而变得影响巨大。

　　“Z世代”在这次西方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彰显其影响，说明了“冷战后”“网生代”的一代人已经在西方社会中产生独特的影响

　　这种“圈子”文化一旦释放其政治和社会的能量，“外溢”为社会行动，就会构成极大的社会冲击。而他们的“圈子”文化平时局限在自己的圈子之中，和外人并无往来，外人对其影响往往也并不知晓，但一旦释放其能量，就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这些社交媒体的“圈子”往往能够在社会行动之中发挥独特的组织和传递情况信息的作用，在诸如示威等看起来自发的活动中，实际上是以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的。这种新的社会运动形态其实正是“Z世代”所提供的。

　　同时，这些行动由于其具有青少年的冲动性特点，缺少自制力，也更容易出现暴力和逾越界限的活动。由于其激进，就往往做出强势的、二元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有难言的愤怒和不满，但没有更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策略。往往有即兴的、发泄式的表现，却难有清晰的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动员诉求。

　　年轻人精力旺盛，有西方媒体分析，其健康受到新冠疫情的威胁相对较小，在社会相对停摆的状态下也没有其他的更多事情。这也造成这些街头行动一旦兴起，往往绵延不绝，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他们热度虽高，但其具体的诉求往往具有乌托邦的色彩。这肯定会促成社会的变化，但究竟最终会促成社会如何发展，却依然极不清晰。

　　“Z世代”在这次西方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彰显其影响，说明了“冷战后”“网生代”的一代人已经在西方社会中产生独特的影响。这个 “Z世代”的特性和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思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