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时期与秦代不完全相同，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在他的统治下，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唐代不同于西汉，与秦代也有较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辽金元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各有特色。明代君主统治更加强化，而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至于清代，特别是1759年统一新疆后，国力更加强盛，文化传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逐渐沦为一个丧权辱国的腐朽政权，面对殖民主义入侵，失去了活力与生机，1898年戊戌变法被皇权中的顽固势力扼杀以后，自上而下进行革新运动成为幻想，1911年辛亥革命敲响了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的丧钟。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对此需要做具体分析。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则无从谈起。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曾经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形成过一定的制约，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有利于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其中的科举选官制度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中小地主和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水平，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古代有法制，缺少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制度体系，在不同的君主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乱，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人治的弊端。

　　■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看中外文化的交融

　　中华文化不是封闭的文化，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由于她具有开放的特色，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创造，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和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文化发展；南亚的佛教，也影响了中华文化。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汉唐灿烂文明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华文化的远播，也影响了东南亚诸国的发展进程。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民间的海外交往并没有止步。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民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交通日益发达。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泛舟海上，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侨的祖先。他们在维护和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为远播中华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西汉末东汉初，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外来文化佛教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宗派很多，但所有宗派都有一个基本概念“缘”。“缘”使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互为条件，形成了世界上的各种现象。人死后到另外一个世界，跟今世有联系，也就是缘起。佛教轮回说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创立的。

　　中国儒学中原本没有这样的内容。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要探讨人类社会的种种大问题。由于佛教传入，在儒、佛既对立又融合的基础上，使儒学本身在形而上和心性说方面有了新的创造，与此同时，佛教中国化也在中国历史的隧道中行进着。在两宋时期，儒学将佛性移植于人性，不但要求辨明人性与物性的异同，而且对人性的研究超出了善恶对立范畴，引导至人性怎样才能“灭染成净”；在这个大题目中既显示儒、佛交融，又反映出儒学人性论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融合，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这正如南宋时大思想家朱熹在一首诗里所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中国古代教育与史学传统保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在中国，夏朝距今四千多年，那时已出现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制度初具规模，包含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春秋时演变为官学与私学。所谓私学就是私人办学。春秋末期孔子办私学，打破西周官学的入学等级性，实行面对社会的开放教育，将文化传承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任务。孔子把西周文献加以整理作为教材，其中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而成，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年至前481年）。因《乐》失传，故称《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它们是儒学的基本经典，也是面向大众的教材。“经学”一词指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其名始见于《汉书·兒宽传》，称重要典籍为“经”，以与一般书籍相区别。经学内容丰富而又庞杂，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天文历算、鸟兽草木之训释等。

　　还有，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院，经北宋时期的初步发展和南宋时的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应天书院等。这些书院由名师主持，师生之间自由讨论，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

　　还要提到，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孔子把鲁国史官所作的《春秋》整理而成有独特思想的历史著作，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开端。战国至两汉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定型期，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创造了史学的纪传体例，写出《史记》。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把司马迁的纪传体作了一些调整，以纪、表、志、传的体例撰写出《汉书》。《史记》与《汉书》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型。魏晋南北朝至明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史学成为全面记录中华文化的独立学术部门。由中央政府组织学者，官修史书。唐至宋、元、明，每个朝代都召集学者撰写前一朝代的历史。除正史纪传体不断为史学家使用外，编年体也有很大发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编年体通史著作。明末清初直至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时期，史学著作中更加突出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记述社会人事变迁，而且记载了自然界的变化及其与社会人事的密切关系。在我国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十八史本来就有“书”和“志”，其中有关于天象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的内容。至于中国古代的地理，与天人之学也有密切的关系，不论是自然地理或历史地理，都有关于天象变化与地理学的记载。

　　我们说中华文化连绵不断，从何处得到证明？回答是：从中华历史的记载中得到充分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记录。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统一

　　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各个方面，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无力支撑一个民族的发展；如果只有经济上的富有，没有文化、政治、良好环境、安定社会与之协调发展，也难以提升民族的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政治上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制度保证，文化建设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至于生态文明和社会管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日益认识其重要性。

　　这里，我想对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作些分析。近些年我国学者就此进行了多次学术研讨，在讨论中关注中华文化思想中价值观问题的梳理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联系。笔者也参加了这方面的研讨，认为古代中华文化价值观似可归纳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

　　这里拟对“天下大同”价值理念略作说明。在我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完整出现，是从《礼记·礼运》开始的。《礼运》篇关于大同社会的论述，明显与《礼记》其它部分的内容不一致，是托名孔子而把这种社会理想纳入儒学体系的。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文字形成的年代，学界多认为产生于秦汉时期，并非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这里所叙述的大同社会，概括了先秦诸子的理想追求，同时又对各家的思想有所扬弃。它既吸收了孔子“克己复礼”、追随周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愿望，又扬弃了孔子倡导的“尊尊”、“亲亲”等级秩序观念；既吸纳了孔孟儒学“老安少怀”、君民同忧同乐、以王道反对霸道的“仁政”方案，又扬弃了儒学把尧舜禹等同于三代的历史观念。它吸收了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尤其重墨家“尚同”、“尚贤”以及社会平等观念，又不同于墨家“摩顶放踵”的改造社会思路。它在历史进程认知上，吸取了道家的复古观念（儒家的复古思路不同于道家），而扬弃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总之，“大同”理念在对诸子百家综合研究、有取有舍的基础上，提出了既来自各家又不同于各家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模式。

　　中华古代“大同”理想的最大影响，是给中华儿女点燃照耀心灵的火花，使人们能够在思想上超脱现实的局限，追求并实现美好的理想。我们不能没有理想，如果完全沉浸于现实，就会失去憧憬未来的动力。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添加了新的价值追求方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今天，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华文化，还要探讨人类的优秀文化。从清末开始，关于研究和吸收外来文化，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80年代，为了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把中学与西学分割开来甚至完全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既要打破这种体用关系的对立，也不宜完全照搬外来文化，而应在深入研究中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外贯通，彰显独特的中华文化，建设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