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哲学的境界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们已经明确界定敦煌哲学属于中国哲学的范畴，“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先生所理解而我非常认同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因此，在我看来“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整体的中国哲学的境界和精神当然也就必然是敦煌哲学的精神。由于在我看来敦煌哲学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哲学之一，“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整体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在敦煌哲学中得到了十分透彻而精当地表达与传神的体现。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说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是将入世的人生哲学与出世的天道哲学统一融合得天衣无缝的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在敦煌壁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图景即禅宗的最高境界，“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的其实就是这种精神和境界。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哲学可以说是最理想主义的，它向我们展示了最美好的宇宙秩序、最和谐的大同盛世、最完美的理想人格；有了这种境界，它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向我们提供了知心知性进而可知天同天的成圣之道、提醒着爱人成人的君子之德。在印度佛学中严重对立的入世与出世在敦煌佛学中水乳交融地统一了起来，这使敦煌哲学更显中国哲学之精神。我们的敦煌哲学研究也应该继承与弘扬中国哲学的这种精神和境界，以仰望星空的理想主义与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为治学之价值选择。此极高道庸一也。

　　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哲学道理说，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就我们的研究范围来说，中国哲学的精神存在于敦煌哲学之中。那么，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以什么方式、什么特点、在什么意义上存在于敦煌哲学之中的呢？敦煌哲学学会发起同仁认为：敦煌哲学目前大体可以分为敦煌文化哲学、敦煌艺术哲学、敦煌宗教哲学、敦煌社会哲学和敦煌人生哲学五大类型。在这五个方面中都可以窥视中国哲学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存在方式和特点：在敦煌文化哲学中，文化理想主义与文明现实主义以文化大同的方式融合创新，既有理想根苗的培植，也有现实果子的展示，“季羡林名言”揭示的所谓四大文明、三大宗教融合创新难道不是最为成功的说明吗？在敦煌艺术哲学中，印度佛教审美观在敦煌艺术精品特别是飞天形象中的演变就十分具体地表达了入世与出世统一的中国化敦煌化佛教艺术审美观的升华；在敦煌宗教哲学中，中国道教与多种外来宗教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借鉴融通，就能很好说明中国哲学精神在敦煌哲学中的具体存在方式和中国中古特色，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与具体的文献支持、学术理论论证；在敦煌社会历史哲学中，大量当时丝绸之路关键城市敦煌的特殊政治经济现象和河西文化的鲜明个性，给我们探究中国社会历史哲学问题提供了其他地方根本无法获得的最为珍贵的一手资料，标明具体时间地点是大量敦煌史料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特点，深入这些资料之中，我们的社会历史哲学一定既是中国的又是敦煌的，内圣外王、立德立言的理想人格与自强不息、怀德竭力的现实人生的统一会找到更为鲜活的例证和更多的标本。敦煌人生哲学则是更为直接地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领域，仅仅五百大盗成佛之类的成千上万的小故事就能演绎出多少理想人格与实现人生的高度完美结合的活剧。加之后来的敦煌地处偏远，既没有战火的毁灭性打击，也没有皇权的强制性扭曲，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种子与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这是敦煌更为珍贵之处。此极高道庸二也。

　　在企业文化中，企业精神同时也往往被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哲学中，我们似也可将中国哲学的精神称之为中国哲学家的精神境界。如此，我们可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作为我们治敦煌哲学之学人的基本精神和崇高境界。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敦煌哲学研究者就要心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理想主义精神为这一事业而尽心竭力。同时，我们也要立足现实、改善现状，扎扎实实去做学问而不陷入理想化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既胸怀着崇高理想，又脚踏着实在的土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敦煌哲学的学术研究。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志存高远而又甘于寂寞、乐于钻研、成于平凡。此极高道庸三也。

　　敦煌哲学的理想品格：尊德性而道问学

　　大家都知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论圣人之道的总纲，我们分别借用以说明敦煌哲学的品格、对象与精神，说到最后，借用与本意更为接近：在中国哲学特别是作为主流之一的儒家哲学中，天道是为人道奠基的，“尊德性而道问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宇宙人生之道为道德理性的依据而实现理想人格。敦煌哲学在性质上既然属于中国哲学的范畴，我们就应该更多地继承与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与品格。说得更为直接明白，就是敦煌哲学应该像多数中国哲学一样以做人为旨归、以德性为根基、以悟道为目标、以学问为手段，突出中国哲学以做圣人为最高理想的特质，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中以人文精神的弘扬为主要功德，以纯粹学问的探究为扎实基础，将二者有机统一于研究过程之中。我们反对，至少是不提供那种所谓道德中立的学术立场，而要以天下为己任、以学术为公器，追求真理、主持正义，弘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有益世道人心，有益国家富强，有益民族振兴，有益世界和平。此尊德问学一也。

　　如果说以上所言是就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与学问关系而言的话，这里我还要强调敦煌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道德与学问成就的关系。我们在进入敦煌哲学这个领域之前，敦煌学已经是国际显学了，其成果取得之艰难实非经过之人所能体会和想象。因而，尊重已有学术成果，不无端否定前人，不盗用他人成果，不执文害意、掠人之美，就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学术操守与学人良心。还是那句话：做人第一、学问次之，绝不能为学问而坏良心。通过我们的敦煌哲学研究，我们不仅期望敦煌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更强，敦煌学知识的普及更加广泛，而且敦煌文化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引导作用也由此增强。我们期望全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因为敦煌艺术的绚丽多彩而朝圣敦煌，更要因为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朝圣敦煌；不仅因为敦煌艺术的吸引力而朝圣敦煌，更要由于敦煌精神的道德感召力而朝圣敦煌。深刻揭示敦煌精神的道德感召力正是我们需要为之而奋斗的事业的主要目标。此尊德问学二也。

　　自敦煌哲学学会正式成立之日起，“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向这个领域开进!”我学会同仁将抱定返本开新之志，以守敦煌而悟大道之理想，致广大而尽精微之方略，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精神，精诚团结、切磋琢磨，共同开创敦煌哲学研究之初始局面，为斯学之可能与可行奠定根基、探索道路，以我们扎实的劳动成果回报先祖、朝圣敦煌、有益中华，此尊德问学三也。

　　（作者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省敦煌哲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