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馗

　　遵守传统艺术遗产的法则，难免会固步自封；取法时尚艺术潮流的规范，难免与传统面目迥异。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常常会让编创者陷入选择的矛盾，也会让观众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交错的舞台审美中难以尽兴。

　　《有事找老杨》是“江西风景独好”2014北京·江西文化月展演剧目在京演出的一部戏曲作品。这部采自萍乡市“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杨斌圣模范事迹的采茶戏，再现的是劳动模范，歌颂的是主旋律，无论其情节故事，抑或是结局收煞，很自然地会让人扣上各种想当然的解读标签。但是，这部作品却与某些标签式解读生活原型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

　　剧作从萍乡芦溪河岸边的两个村子关于滩涂地的争夺开始，在鱼叉、锄头的对峙之间，老杨，这个非常普通的基层人民调解员，慌慌忙忙地跑出来，一个跟头摔在众人面前。而在全剧结束谢幕时，又是这个跟头，让观众带着对萍乡采茶戏、对“老杨”该人该事的无限况味离开剧场。在两个跟头之间，有村落之间因为开发利益而差点擦枪走火的械斗对垒，有夫妻之间因为赌博而引起的家庭矛盾，有外出打工者声讨拖欠工钱的无助绝望，有纠结在医患矛盾中的冲动和理智……

　　这些故事是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真实的琐碎存在，也最能展示基层群众的民生问题。因为其琐碎，故事才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感同身受，更容易让人感受到平凡生活中的伟大之处。《有事找老杨》虽然以老杨夫妻对于基层司法调解的情绪变化作为结构主线，但是紧紧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中的焦点问题，最终呈现的则是百姓口碑中的情感认同。因此，身处纷争中的“老杨”，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老杨的“跟头”则成为奔忙于基层司法调解中的劳动者的形象写照。

　　老杨的跟头在剧中只是一个夸张而不失幽默的小动作，但是当代戏曲舞台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创造。这个动作让“有事找老杨”这句群众口头禅真正地落在实处，让萍乡的观众不断地重温着就在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也让江西之外的观众认识了这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社会脊梁的人性风采。一个“跟头”，抓准了生活原型杨斌圣三十年司法调解工作的奔波与艰辛；一个“跟头”，也提炼出了剧中“老杨”这个普通劳动者的精神与境界。这个“跟头”饱含了令人敬畏的精、气、神，是基层调解员最具震撼力的人格魅力的真实再现。同时，这个耐人寻味的“跟头”，作为一个令人叫绝的舞台创造，让这部歌颂主旋律的作品接上了地气，也让时代不可缺少的社会正气带上了泥土芳香。

　　其实，中国戏曲从其成熟开始，就承担起强烈的社会导向职能，但是也很自然地附带上浓重的高台教化特色。以至于中国戏曲形成了两类模式化的表现手法：要么用宏大的道德理想来拔高生活故事，展示出全忠全孝、尽善尽美的艺术形象，这基本成为古典戏曲艺术的创作通例；要么用俚俗而贴近民众审美理想的艺术品格，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观念相告别，这基本成为近代以来各种地方剧种的价值准则。

　　两种趋向成为中国戏曲发展的原动力，推动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和嬗变。显然，《有事找老杨》正是立足在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间，努力寻求融合两种趋向的“结点”，也努力使这两种创作手法得以兼容。应该说，剧作选取当代劳模作为主人公，展示社会正义和价值标准，是需要有足够担当的；同时能够让高大人物在琐碎中流露真情实感，甚至能够跌出一个符合生活逻辑的“跟头”，同样是需要有勇气的。这种艺术探索充满了智慧，也显示出对于中国戏曲传统表现法则的重大突破。

　　《有事找老杨》只是当代戏曲现代戏创作的一个剧目个案，但却折射出这个剧种在戏曲艺术转型的今天，寻求良性发展的艰苦探索。作为一个近代以来生成的剧种，萍乡采茶戏从当地茶灯、“三角班”逐渐发展而来，由于参照了湘赣交界地区的代表性戏剧样式如傩戏、花鼓戏等的艺术经验，同时基于近代城市发展的独特实际，又将闽、粤等地的戏剧形式加以融汇，由此形成载歌载舞、曲调丰富的艺术特色。由于剧种的孕育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源流，因此早期剧目以传统剧为多，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则涌现出大量的现代戏剧目，这与萍乡采茶戏紧贴时代审美要求的发展道路是吻合的。不过，正是这种多元的艺术特征，也造就了萍乡采茶戏在创新过程中相对谨慎的创作心理。例如，在《有事找老杨》中，能够很鲜明地感觉到这一剧种对萍乡城区官话与地方方言的平衡，两种方言在舞台语言中的错杂使用代表了这一剧种在争取发展空间和适应地方审美之间的抉择，但也给观众带来了听觉上的困惑。而这部作品在展示群体生活场面时，较多地采用写意的歌舞形式，例如剧中人铁生在寻求细妹子谅解的一场戏中，采用清新的歌舞调度，将经过老杨调解后的两位主人公的劳动场面进行了渲染，这种弱化了故事的抒情歌舞正是当代舞台艺术最容易动人心魄的艺术表现手法。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舞台也更趋写实化，围绕着老杨夫妇的情感生活场面则显示出浓郁的传统原则，无论是家庭中锅碗瓢盆的真实展示，还是医院、工地等处舞台背景和装置的构图再现，都能够感受到编创人员对当代话剧的追随，之前那种抒情、写意、空灵的创作思路让位给“歌舞演故事”的演剧模式。这种歌舞与故事的偏向同样给观众带来审美视觉中的困惑。

　　可以说，出现在《有事找老杨》中的上述谨慎处理，也是众多的当代剧种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状态。遵守传统艺术遗产的法则，难免会固步自封；取法时尚艺术潮流的规范，难免与传统面目迥异。完全偏离了传统的表现手法，戏曲会失去固有的观众；大胆采用时尚的创新形式，戏曲也未必能够成为青春的艺术。特别是在现代戏创作中，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常常会让编创者陷入选择的矛盾，也会让观众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交错的舞台审美中难以尽兴。

　　颇有意味的是，在江西文化进京展演的五台戏曲剧目中，赣剧《荆钗记》是传统剧目，萍乡采茶戏《有事找老杨》、高安采茶戏《玖爷和他的贾家村》、赣剧《那杆秤》、宜春采茶戏《阳台上的野菊花》四出戏都是展示当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戏，其创作者来自江西，其艺术创造与时代审美距离更近。由此可以肯定，艺术遗产不是包袱，艺术创新也不是畏途，在保持剧种艺术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更加大胆而完美的艺术创新仍然是当代剧种开拓发展道路的重要课题。

　　在戏剧审美趋向多元的当代社会，在戏剧文化处于激烈竞争的基层舞台，类似《有事找老杨》中的“跟头”这类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舞台创造，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戏曲所急需的。而那种突破了传统演剧法则的艺术处理，例如更加意象化、抒情化乃至不同于传统舞台调度的歌舞表现，更应该在创新剧目中被贯彻，这样的创新也应该走得更远。起码对于萍乡采茶戏这样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地方剧种而言，是很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