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在的语言来表达，汉冶萍公司是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并和重组的结果。讨论清末自强运动的研究无不提到这几个厂矿的建立，以及合并成为汉冶萍公司的意义。

　　汉冶萍源于清末的铁路建设，铁路需要路轨，所以，炼钢制造钢轨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业。清末的新兴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投资绝对不开放。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经由朝廷特准，才可以开办。换句话说，每一个企业都有专利特权。在举办企业的竞争中，甲午战争以前，李鸿章是大臣之中最为成功的。张之洞出身迟于李鸿章，也没有李在地方上的经验和网络，所以虽然他有朝廷的支持，但是在寻觅固定的企业势力范围时，还是面临种种困难。光绪十年（1884），他被朝廷委任为两广总督，开始筹备炼铁厂。无奈，他在广州只有短短的五年，便被调任湖广总督，所以铁厂之兴建选址于汉阳。

　　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在汉阳铁厂创办之初，张之洞匆忙为铁厂订购炼铁炉所造成的错误。这个错误，相当致命。因为汉阳铁厂所用大冶开采的铁砂，含磷量偏高，而铁厂主要的炼钢炉，不适合高磷的矿砂，所以用汉阳的钢制造的铁轨，脆而易裂。但是，问题不单在机器配备，其实，整个汉阳铁厂计划，从燃料、运输到成本预算都没有彻底想通，便付诸实行。若将责任归咎清廷大吏管理不当，不如归咎于以专利主导企业发展所引致的限制。从奏报兴办汉阳铁厂到投入生产，历时仅仅三年。张之洞的预算比建厂的实际支出少了一百多万两。因为他坚持官办，全部投资都是出于政府。用全汉升先生的话来说，他的经费来源，“除去户部所拨的二百万两外，其余都是东拼西凑，或借湖北等省款，或截留新海防捐，或挪用汉阳枪炮局及湖北织布局的款项”。再者，投产不到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再无多余款项可以接济。所以，还没到汉阳的钢卖不出去，铁矿就已经没有可以动用的经费了。在这样的破产危机之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奏准盛宣怀接办。

　　盛宣怀办企业的风格与张之洞不同。盛宣怀有官督商办的经验。历史学者对盛大概不太公道。学者喜欢问在官督商办的条件下，盛的作风是比较“官”还是比较“商”。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官督商办的特点，在于以政府委派的督办负责前提下招纳商股。商股之所以有吸引力，不止因为利润高，而且有“官利”的保障（“官利”是不管公司盈亏都派的定期利息。当然，学者应该考虑官督商办的股份是否是变相的债券）。盛宣怀接管，意味汉阳铁厂也可以招股，而且，以盛宣怀在上海的经历，大概清廷也可以相信他去招股有一定的希望。

　　盛宣怀接管汉阳铁厂，在三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其一，他因焦煤来源的问题，开发了萍乡煤矿。萍乡煤矿是笔很大的投资，其中包括计划用于运煤的萍株铁路。其二，到光绪末（约1904年），他决定铁厂的炼铁炉不合适应用，需要另购装置。于是派遣铁厂总办李维格出洋考察，另行订购机器。其三，就是处理财政上的问题。从全汉升与代鲁先生非常小心的研究来看，起码在盛接办后七、八年，所谓招股都是盛个人或他所控制的机构所提供的。数目看来也不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向朝廷提出铁矿、铁厂和煤矿合并时，报告称：“查自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奉饬招商接办起，截于三十三年八月为止，铁厂已用商本银一千二十余万两，煤矿、轮驳已用商本银七百四十余万两。”虽然他说部分开支来自股银，部分来自商息，还有部分乃预支矿价、铁价、轨价，而这些数目怎样可以平衡，还是一个难以明白的问题。例如，全汉升指出，“萍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已以招商局在上海洋泾浜一带的产业作为担保，向德商礼和洋行借德银四百万马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盛的关系，招商局在上海的产业，很难和萍乡煤矿拉上关系。无论如何，在一个财政几乎不可能维持的情况下，萍乡煤矿建起来，也成为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着手合并的一个重要企业。合并的目的是找2000万元的股份投资，最后虽未能达到这个数目，但在一年之内还是筹到1000万。

　　此后再过两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因为盛宣怀与革命党的矛盾，加上地方利益冲突，汉冶萍招股更困难，剩下的渠道只有借贷，清末民初不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族资本都没有开办出有规模的银行。向外国，尤其是日本借贷，于是引发了复杂的政治问题。

　　大企业的政治问题当然有值得研究的理由。但是，商业不能把这个角度当成逃避商业分析的后门。合并后的企业，互惠的空间在哪里？是在科技层面的合作，还是在定价方面的配合？有没有资产重组的可能？为什么有抑或没有？总公司和董事会的作用何在？是否只是一个内部银行，以旗下企业作为借贷的本钱？这些问题还是需要提出来，也需要汉冶萍的档案材料才可以回答。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在周积明、郭莹等教授的主持下与湖北省档案馆合作，并深入江西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及黄石、大冶、萍乡等地，进行了调查，对汉冶萍公司档案开展整理与学术研究工作，并致力于建立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共享的汉冶萍档案文书研究平台。希望以此为契机，学者们对于汉冶萍公司的历史，对于近代商业史上的问题都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