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东瓯名镇”之称的温州，在抗日战争期间，屡遭日寇铁蹄的践踏。1942年7月，日军攻陷温州，回乡的夏鼐目睹了日军烧杀抢掠之暴行和当地政府与民众抵御外敌的英勇行为。8月15日，日军被击退后，沦陷的家园恢复，民众莫不欢欣鼓舞。在乡下避难的夏鼐返家途中看见，“吾方所贴之红纸标语，庆祝温州之克服，欢迎瑞安自卫大队，主张军民合作”（《夏鼐日记》卷3，第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而在9月10日的日记中，夏鼐写道：“永嘉的庆捷大会居然有迎神一举，今日迎神，所迎的是岳武穆。”他还抄写了一份当地政府贴在路旁的通告：

　　伏以倭寇远窜，还我河山，瓯海人民，重见天日，念戎狄之是膺，丰功足纪，喜民族之得保，额首同欣。恭维大宋岳武穆杀敌致果，战绩著乎当时，报国精忠，型范垂于来禩，凡我同胞，都宜矜式。兹定国历九月十日置备仪仗，护驾出巡，尚希沿街市民敬谨迎祭。此启迎祭民族英雄岳鄂王理事会启。

　　当天下午，夏鼐在外出的大街“遇及迎神，系城隍爷，闻岳武穆及威灵仙亦今日出巡”（《夏鼐日记》卷3，第60页）。

　　永嘉庆捷大会所迎的“岳武穆”，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岳飞。从夏鼐日记所见，当地政府和民众在抗战期间，通过岳飞崇祀来庆捷劳军，鼓舞士气，以期实现抗战宣传和动员。类似举措，在当时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岳飞是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高宗与权相秦桧以“莫须有”之罪名将其处死。自岳飞遇害后，官方与民间对其讨论与评价从未停止。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如何叙述和培养当时所需典范人物的问题，典范人物的地位与形象也会随不同的时代氛围和人群的需求，被不断评论、想象和塑造。明人董其昌在《汤阴县岳祠记》中称：“戡乱之时，表彰尤急。”自南宋后，岳飞崇祀与形象塑造与时局变动就紧密相连。宋孝宗力主“恢复”，遂有为岳飞平反之举，追谥武穆、追封鄂王均与此有关。元人在《宋史·岳飞传》中称其为“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典范。有明一代，由于异族入侵的威胁、通俗文学的渲染等原因，岳飞的历史地位达到高峰，甚至被加以神化，褒封为“三界靖魔大帝”（刘子健：《岳飞——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飞崇祀中，政府与民间着力彰显的是其事迹所体现出的“精忠”的一面，侧重强调臣子对君王和父母的“忠孝”，所谓“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是也。仅从这一时期通俗文学如《精忠记》《宋大将岳飞精忠》等标题即可窥见其思想主旨。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加剧，在抵御外来侵略过程中，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日渐增强。在岳飞形象塑造和崇祀过程中，民族国家意识日益凸现出来，使这一活动与近代革命宣传和动员结下了紧密的联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政府和民间借助岳飞“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崇祀来凝聚诸方力量，以此坚定抗战意志，提升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这是特定时期岳飞崇祀的时代内涵。深陷困境和危局的现实需要传统的滋养和扶持。《夏鼐日记》所记迎神庆捷大会，就是抗战时期地方社会通过岳飞崇祀以期实现民众动员和抗战宣传之一例。在抗战的特定时局和语境下，岳飞事迹中力主抗金这一点被格外凸现出来，所谓“杀敌致果，战绩著乎当时”。家国存亡的关头，亟须万众齐心的精神和抵抗到底的意志，故重提岳飞故事的时代意义就在于“报国精忠，型范垂于来禩”。利用岳飞抗金的故事来坚定必胜信念和激励社会各界英勇抗战，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将南宋前期这段不屈的历史有效转化为现实境遇中的精神象征和力量。我们看到，在抗日救亡中，涌现出一大批以岳飞抗金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等词汇在抗战政治宣传和战争动员的歌曲、戏剧中反复出现。永嘉县的迎祭通告亦有意识地通过历史叙述和意义转换，从岳飞事迹中抽离出有利于抗战的信息资源，突出岳飞崇祀中“民族之得保”的特殊含义，以期实现“凡我同胞，都宜矜式”的目的。

　　英雄形象的塑造有赖于历史写作、文艺创作、建祠立碑、聚众庆会、仪式展演等媒介的积极参与。通过不同方式的集体记忆和有意塑造，从历史中选取时代和人群最需要的部分，保存和强化了英雄的形象，凝聚起全社会对典范人物及其背后蕴涵时代所需精神的认同感。在历代岳飞形象塑造和崇祀中，既有政府的褒奖，也有民间的参与。温州迎祭岳飞活动的直接推动者是地方政府，为此专门成立“迎祭民族英雄岳鄂王理事会”来主持此事。作为政府和国家权力代表的专员张宝琛主导迎祭活动的展开，包括发布公告、确定主题与日期，还要“置备仪仗，护驾出巡”。当然迎祭不只是政府的独角戏，民众的参与必不可少，“沿街市民敬谨迎祭”。仪仗、出巡、迎祭在市民最熟悉的街头这一空间展开，政府、民众诸种力量通过一场仪式展演勾连在一起。

　　一种理念和思想只有感染内化和自然融入民众日常生活才能发挥实效。夏鼐所见岳武穆出巡，融合了中国民间传统信仰中的城隍神以及威灵仙等。9月13日的日记中，夏鼐抄录了《浙瓯日报》所载集会的情况：“日来八区沿海五县，狂欢祝捷，永嘉自本月三日起至八日止，做超度阵亡将士水陆道场七昼夜，八、九、十三日为祝捷会期。”“自十日起至十六日止，为迎祭民族英雄岳王之期，仪仗行列整齐，家家户户，准备三牲福礼，山珍海错，拦行迎祭，藉表虔敬”。迎祭活动中，岳飞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通过特殊的场景、氛围、道具等一系列可直接感知的方式，强化了对“岳王”作为“民族英雄”的集体记忆，通过祭祀仪典所特有的社会感召与精神宣化功能，实现对民众的思想导引，效果也十分显著，“抗战五年来之闷气为之大吐”（《夏鼐日记》卷3，第61页）。

　　英雄崇祀作为一种重要的记忆方式，同其他集体记忆一样，“不仅包含着它所经历的各个时期，而且包含着一种对其思想的反思。过去的事实可引以为鉴，已经作古的人也会具有激励或警示世人的作用”（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93—294页）。近半个月的迎祭集会，从超度阵亡将士纪念逝者始，经民众的广泛参与，以“虔敬”岳飞激励抗战而终。整个活动所关注的除了对过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从传统中获取时代需要的养料，凝聚人心，唤起民众。活动的真正指向不是过去（岳飞），而是现在（抗战宣传）。历史和当下联系在一起，岳飞抗金的“古典”与当地抗击日寇的“今情”紧密结合，时代遭际、民众生活与历史叙述交织于一体，历史资源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促进抗战的重要推动力。“窃以国本在民，而民族精神为立国要素。若武穆者，诚人伦之极则，所谓民族英雄，微斯人其谁能与归？”（李汉魂《岳武穆年谱·自序》）共同记忆是一个民族建立深层次认同和团结的心理基石，《夏鼐日记》所记抗战时期温州崇祀岳飞，只是这一历史大剧中的一个片段。（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