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自古繁华，在经济发达的宋代更是如此。所以，当时很多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都设在杭州。政府机关多，各家都有公款可以支配，官场上的交际应酬不可避免，公款消费、大吃大喝。当时，州政府有两个副职，负责协助知州，也就是帮州长处理公务。但是，各种酒局已经牵制了他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公务都交给下面的部门主管负责处理，两个人的任务就是陪着州长应酬各种酒局。

　　大文豪苏东坡当上了杭州通判，也就是州长的副手。在宋代，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各州府设立了通判一职，职责是协助州长处理各种公务，不管是军务民生，还是钱粮赋税、户籍劳役、刑狱诉讼，所有这些公务都必须由通判跟州长一起签字。通判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吏为政得失，是否勤勉履职。

　　苏东坡成了州长的助手，自然要陪着参加官场的饭局，可是他没有诗仙李白的酒量，喝高了就诗兴大发，而且不胜酒力，应付酒桌上的场面非常头疼。偏偏大家都仰慕他的才华和名望，邀请他的人又特别多，早上喝、晚上喝，一天好几个局，让大文豪疲于应付。通判的职务成了苏东坡的一块心病，不堪其扰，于是他就给杭州通判一职起了个外号，叫作“酒食地狱”。以“地狱”来形容官场上的各种酒局，可见其内心的痛苦程度。

　　后来，另一位宋代文人袁毂担任了杭州通判，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袁通判跟州长的关系没处理好，一把手跟二把手闹矛盾。出于这个原因，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之间也相互疏远了，交际应酬也没那么频繁了，让苏东坡头大的饭局自然少了。这位袁通判还跟自己的亲信开玩笑说：“‘酒食地狱’，现在正值空窗期！”他的话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笑谈。

　　讲史者语

　　“酒食地狱”的典故记载于宋朱彧所著的《萍州可谈》里。从中可以看出，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实乃官场一大痼疾。风气使然，官员身在其中，欲罢而不能，如果执意要摆脱“酒食地狱”，势必开罪同僚，被边缘化。于是，公款吃喝吃空了国库，喝干了西湖，败坏了作风，丧失了民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新规，努力扭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正是大吃大喝背后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只有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保持政治上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社会风气才会焕然一新，人心才能聚拢，国家才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