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小佳

　　访谈嘉宾：李辉（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廉政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

　　解放评论：从禁止公款大吃大喝、购买月饼、制作寄送贺卡台历到禁烟令，“管住细节”成为十八大后反腐亮点。为什么要管得那么细？

　　李辉：学术上将腐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腐败，指贪腐官员级别高、涉案金额巨大、案件结果非常严重的腐败；一类是微型腐败，指涉及官员级别较低、金额较少且没有明显严重后果的腐败。遏制大型腐败固然重要，但微腐败的负面影响有时更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微腐败更直接地影响着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微腐败往往发生在老百姓身边，老百姓也会因此建立对官员形象的认知。所以，微腐败治理得好能更为直接地改善政府的公众形象。

　　二是微腐败是偏向治标的策略，但治标能够为治本赢得更多时间。众所周知，反腐败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但要根治腐败难度很大，出台治本举措的周期长，要经过试点论证，非预期后果较多。但是不能说治本的方法还没找到就不去治标。相比国外对官员日常公务行为的规定，我国的规定更加详细，并涉及到与国人生活习惯更接近的做法，例如禁止公款送月饼、年节送礼等。

　　解放评论：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反腐败举措的制定中，并没有照搬西方制度，而是体现出中国智慧。对此，您怎么看？

　　李辉：我国腐败问题有几个特点：

　　一是受到关系文化的影响。东亚文化区域大多有关系主义的倾向，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人们常常按照亲疏远近来区分与他人的关系并选择行为，有时就会与法律、规则相抵触。譬如，在公务中涉及到亲属熟人时怎么办，不帮自己的亲戚熟人办事似乎显得不近人情。而关系的远近，常常具体地体现在吃上、过节的人情往来上等。

　　二是受到市场化转型的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说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转型国家往往有一个特点，即政府退出了一些权力，但也保留了一些权力，这种保留在转型中是有必要的，可如果规范不够，就会产生部门利益，腐败就容易在这些领域滋生。

　　过去一年来，我国反腐力度很大，反腐举措中也体现出中国智慧，可归纳为不照搬、不激进。具体体现为：

　　一是采取了渐进式反腐策略。中国公共部门众多、公务人员规模较大，短时间内要想根治腐败，难度相当高，先摸索试点待政策成熟时再推出更好。如去年特别强调了针对部级官员监管“真空”的巡视制度等，对于遏制腐败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我国实行以党内监督为核心的监督，以纪委和纪检监察机构为核心、其他手段和部门相配合的廉政组织架构。横向比较一下，中国香港有独立的廉政公署，美国主要依靠司法机构进行反腐，通过普适的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而我国大部分公职人员都有党员身份，这既要求对党员有纪律监督，同时也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三是微腐败治理中的很多做法，在约束和规范公款使用的同时，对人情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予以了纠正。

　　解放评论：新近出台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将反腐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符合国情、契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反腐倡廉是否也是治理的内涵之一？未来中国反腐还应做哪些努力？

　　李辉：腐败不会只在单一领域出现，而可能发生在所有与公权力有关的领域，所以遏制腐败更需要强调体系化的整体治理。

　　体系化治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源头治理。在各领域的改革中与反腐败结合，比如财税改革、医疗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都要考虑到怎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二是在解决各领域腐败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它不一定是纪委制定的反腐败制度，但可以应用到各领域。

　　治理还要强调更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腐败问题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本质上都是公权私用，但表现形式不同，腐败滋生的土壤和原因也不同。针对中国的文化、官员的行为特色、政治制度的特征等开展反腐败，对公权力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更好地对准目标、对症下药，可使反腐败治理更加科学合理。同时基于中国国情的反腐败举措也要系统化，譬如有的出台党内规范，有的还要辅以立法配合等，从而真正驱除关系文化中对廉政建设的负面影响。

　　未来反腐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一是加强廉政教育、廉政宣传。上海廉政网站有反腐败词条解释，如退休后能否用影响力去帮助别人接工程等。这既可普及廉政知识，还能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有很多渠道治理腐败，并更好地展示党和政府反腐决心。二是加强反腐制度建设。譬如，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纪检部门同级监督的问题，要对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等等。三是加强四大监督的协同推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四大监督——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此次三中全会提出互联网监督，应当把各类监督的潜力都挖掘出来，同时让老百姓参与到监督的过程中去，调动和发挥民众在反腐败改革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