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青年王安石曾在鄞县任知县，不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提出一系列县政治理措施和思想，在这里进行了革新变法的“实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从王安石、郑板桥、陶渊明讲到狄仁杰、包拯、海瑞，说明古代许多名人志士，都在知县这个岗位上作出成绩、名垂青史。王安石在鄞县采取了哪些治理政策措施，他具有怎样的亲民思想与廉洁作风，鄞县治理实践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何种影响，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具有哪些当代价值？本报理论部与宁波市鄞州区近日联合主办了“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研讨会。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包伟民，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虞云国，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邦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楼劲，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梅敬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游彪，武汉大学教授杨果，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曹家齐等知名专家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和深入交流。

　　王安石治鄞举措与县政治理思想

　　1047年，意气风发的王安石来到鄞县，掀开了仕途和人生的崭新篇章。虽然主政鄞县只有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但“（在鄞县的）一些具体活动，或是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都和后来的变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鄞县四年的知县生活，乃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王安石曾连续十数天踏访县境“东、西十有四乡”，实地考察县情，了解民间疾苦，留下名篇《鄞县经游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游彪指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上任后的王安石花了大量时间实地考察当地经济状况，访察民间疾苦。上任当年的十一月，王安石不顾舟车劳顿，遍访民情，“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在这次为期12天的考察中，王安石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了鄞县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劝诫乡民疏浚灌渠、河道。正是从一次次实地考察中，王安石对当地民众的生产及生活状况了然于胸，为他制定治理鄞县的措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使其行政措施深得民心。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邦炜认为，一切围绕改善民生，使鄞县老百姓充满获得感，这是王安石鄞县施政的最大长处。王安石总是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当时鄞县“邑民最独畏旱”，于是王安石把抗旱作为第一要务，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民众掀起水利建设热潮。疏浚东钱湖等工程竣工后，“旱则滴水如油，涝则民居漂没”的问题大大缓解。鉴于鄞县无官学，王安石创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并聘请名师主办。当时两浙转运使司厉行损害百姓利益的“收盐”（即禁盐）之政。王安石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坚决抵制这一苛政。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更是解民燃眉之急的惠民善政。清人蔡上翔称赞道：“其爱民恻隐之心，筹画利害之明，虽复老成谋国者弗如。”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曹家齐将王安石在鄞县的施政特点总结为：调查了解县情，关心民间疾苦；敏于行政事理，注重兴办实务；敢于向上谏言，勇于抵制弊政。“尤其他敢于为民请命，勇于抵制弊政，虽然北宋的官场相对比较宽松，官员们有谏言传统，但是这对于一位年纪轻轻的地方基层官员还是需要胆略和担当的”。

　　“王安石以熙宁变法著称，其实这次变法有不少内容形成于王安石治鄞的经历，包括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内容，在其治鄞时均有所思考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楼劲指出，治鄞，可以说是王安石逐渐形成自己对北宋形势和任务的判断，逐渐形成变法观和政治思想的关键时期。王安石实施的政策是宋代历史发展大趋势的结果。自宋仁宗甚至更早以来，宋初以来的各种政府高层设计弊端丛生，已经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地步。王安石任职鄞县期间，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这些措施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也极大地促进了鄞县经济、文化的发展，“邑人便之”，是符合当地民心民意的，因而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在鄞县的行政实践奠定了其后来变法的基础，而他的变法措施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的廉洁作风与亲民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鄞县是王安石仕途中的重要基石，也是其改革思想的试验田。对于鄞州，王安石是充满感情的，离任后，他曾写下数首诗文抒发离别情怀，感叹“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而对于这位父母官，鄞县人民也是世代传颂、千古缅怀，留下了祠庙、学堂等众多与他有关的文物古迹。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指出，王安石是一名身体力行、尽职尽责的地方官，他唯实而不唯上，从具体事务做起，从解除民患做起，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兼并；兴办学校，推荐贤能。他是一名有想法有魄力的地方官，其变革实践与经济思想自鄞县起步，大凡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乃至雇役法、方田均税法等熙宁新法均可从鄞县施政中找到其雏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主张奠定其改革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还是一名有着天下襟怀、忧国忧民的地方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眼光高远，他的议论、他的志向，不是北宋一般地方官员的习见状态，对于问题的观察，深度迥异于一般官吏。

　　武汉大学教授杨果指出，王安石知鄞县前后不足四年，但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使命感、笃干务实的作风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一是立大志，以社稷国家为己任。鄞县任上，在处理县政的同时，他“读书为文章”，对社会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为官鄞县成为其实现为社稷国家做大事的人生追求的开端。二是干实事，以造福百姓为己任。王安石县政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眼光向下，所谓“垂意斯民”，关注民生的切实需要，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初到地方任职，他不唯上，不空想，立足于鄞县地方实际，从实地调研出发，深入了解影响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县政治理的决策。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水利和粮食问题入手，立足为老百姓做实事，所以能够在短短三四年，县政为之一新，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重人才，着眼于兴邦治国的根本、长远问题。在鄞县期间，王安石有一系列兴学重教、培育人才的举措，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为治国平天下服务。四是淡泊名利，“敢当天下大事”。王安石能够超脱于利欲，终生过着简朴生活，他对日常生活的简朴随意，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志向高远、品格高洁使然。而恰恰因为如此，王安石才能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从社稷百姓出发来处理问题。王安石不仅自身清正廉洁，而且尖锐地针砭时弊，不怕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种“强势”的底气，源于他超出一己之私利、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来源于他两袖清风、“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的人生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虞云国表示，鄞县经验确有其特殊的分量，王安石主张县政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吏应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皇祐元年，王安石在鄞县门外，将庆历《善救方》刻石颁布，并作《后序》云：“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读《善救方》而窃叹曰：此可谓’不忍人之政‘矣。“在知鄞县任上，王安石就大力实行这种”不忍人之政“，而他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为民恻怛之心“。

　　“民众的满意度是王安石治理鄞县以及变法成败的关键。”张邦炜表示。当年鄞县老百姓充满获得感，是因为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始终注重廉政建设。王安石是个超凡脱俗的清正廉洁之士。他生活俭朴，不修边幅，以至被误认为衙门里跑腿的差役，特别是他不好声色不蓄妾，在封建官员中是很难得的。他在鄞县拒收贿赂，并惩处那些行贿、受贿、索贿的官吏。王安石发现，“吏者因循”，一些官吏不仅不作为，甚至与豪强勾结，侵占、破坏水利资源。有鉴于此，他大力加强廉政建设，奖惩结合，提拔廉吏。正因为王安石既关注民生，又清正廉洁，因此他深受鄞县百姓爱戴，自在情理之中。

　　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鄞县，王安石不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提出一系列县政治理措施和思想，在这里进行了革新变法的实验，奠定了日后变法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些举措和思想不仅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作为我国古代治国方略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今天领导干部提高管理水平、治理能力、加强修养、改进作风等仍然具有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价值。

　　中国历来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县官难当，“官之至难者令也”；县官重要，是护佑一方的“父母官”。今天，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仍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我觉得应该把王安石的县政治理思想和实践成果，放到他治国理政辉煌政治实践的大视野中考察，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梅敬忠长期关注王安石治国理政思想的现代转型及其当代价值。他从五个方面概括了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的借鉴价值。第一，通变的理念。无论是治理鄞县，还是后来到中央任职，主持熙宁变法，王安石都奉行儒家通变观作为行动指南。这种通变思想，越来越成为我们应该继承的传统文化的血脉所在。按照今天的理解，就是不能教条主义，而要接地气，讲究轻重缓急。第二，忧患意识。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应该有忧国忧民之情，应该有居危思安的意识。王安石是心中有朝廷，心中有国家，心中有百姓。他看到了北宋王朝的三大矛盾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病，意识到将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忧从心来，上万言书，积极推动变法以图富国强兵，挽救危局。第三，担当精神。“三不足”本来不是王安石说的，但是后来他认可了。他说，如果哪方面干得不好，我可以有罪责，可以做检讨，但是什么都不干，碌碌无为，我坚决不这么做。这就是一种不计个人得失、无所畏惧的担当精神，值得提倡。第四，系统的观念。在治理鄞县时，王安石已经开始探索构建县域治理的总体观、系统观。王安石后来的变法内容很多，多是以鄞县治理为基础的，入朝后，王安石把它上升到国家的政治层面，推进了宋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才变革。这种系统化的改革思维，对我们今天不无启迪。第五，反省精神。谈王安石也离不开他变法失败的教训。王安石本人也是富有反省精神的，据说他晚年对自己的变法失败有反思，包括他与苏东坡的关系，包括在人才使用方面的失误等，这种主体觉醒也是一种财富。

　　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包伟民指出，当时东南一带关心民事的地方官员，不止王安石一人，因此有所谓“东南三贤”或者“东南四贤”之说，所以我们也要考虑研究一下造就这个群体的环境。北宋前中期的政治文化是相对宽松的，也有较为自由的言论空间与实践空间，不少专注民事的地方官被褒扬、被拔擢，造就了古代历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应该说，北宋中期相对开放的政治文化空间，是王安石这样的历史人物得以进入政治主流，也是改革思想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

　　认真梳理王安石在鄞县的执政业绩，继承其优秀的执政品德，总结弘扬其县政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新时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而且对于学习借鉴古代治国理政思想、打造鄞州地域品牌文化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专家们一致认为。

　　“前不久，我曾跟几个学者沿着王安石写的《鄞县经游记》的路线走了一遍。尽管我以前就知道东钱湖有纪念王安石的忠应庙，但类似的纪念场所有那么多，这是我不知道的。忠应庙是南宋建起来的，当时很多人将北宋灭亡的罪责推到王安石的头上，许多地方把王安石的祠庙拆了，偏偏在鄞县还在兴建。这说明王安石真的是遗爱在民，老百姓也记住了他的恩情。”包伟民强调，因此我想到，官员如果真正为百姓考虑，做出一些善政，老百姓一定会记住他。希望当地文物部门做一些全面调查，保护好与王安石有关的文物古迹，梳理他对后世的影响，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这对于继承弘扬其县政治理思想和亲民廉洁作风等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