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校门 资料图片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也因形势的严峻、学术力量的空前集中而得以增强，边疆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总体而言，主要表现如下：

　　一、对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加强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研究边疆问题大致采取两种路径：一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倡导的中国传统朴学考据之路，强调学问积累越厚，其致用之期就越近，在研究对象上以中国古代边疆史地为主；二是尝试运用现代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偏重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以致用为主要目的。例如，《新亚细亚》月刊在征稿启事中明确提出研究者“对于实业计划尤须加以具体的研究；分析中国边疆问题之过去、现在、未来之现势，归结于边疆开发与建设”（《新亚细亚》第1卷第1期）。

　　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许多学者意识到学问的积累和完善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研究内容当有轻重缓急之分。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与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这种情绪体现在边疆研究领域，就是关注现实问题、为当局提供借鉴的著述增多。即便有些研究仍属于传统考据的范畴，其中也多蕴含了对现实的关怀，如顾颉刚撰写的《八水绕长安》（《中国边疆》第3卷第5、6合期），虽以对历史上长安水系的考察为着眼点，但立意在于激发各界对西北水利问题的重视，与当局的西北开发政策遥相呼应。1941年，顾颉刚在成都“中国边疆学会”成立时提出学会的目的是“欲以认识边疆之实际情况及其所含蕴之问题，共筹适宜之对策，唤起国人之注意”，工作内容包括调查、研究、设计三项，“皆所以搜集材料、树立舆论，向社会作鼓吹，为中枢供拾补，对边疆施提携。期于若干年后，全国心理之中更无边疆内地之判分，亦无某种某族之区别，政府布统一之法令，国民享合作之安和，然后中国边疆仅为国境之界线，非复半壁之山河。”（《中国边疆学会宣言及会章》1941年2月）与抗战前办学会、办刊时他所一贯强调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相比，宣言带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二、边疆研究出现合流的态势

　　抗战以来，内地大批机关、工厂、学校、科研机构陆续向西南转移，特别是大批学术机构和学者聚集于西南地区，彼此之间以及政府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大为增强；同时，边疆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也决定了只有集合多个专业的人员分工合作，边疆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柯象峰所言：“我国边疆之研究范畴，既如是之广，决非一二专家或少数人士所能应付，亦非一二学术机关或大学所能担当，故如不能严密其组织，集中人才作分工合作，颇难期望此庞大事业之克底于有成也。”（《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创刊号）因此，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向着合流的方向发展，已为时势所趋。

　　这种合流的态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学者资政、参政意识提高。在抵御外侮成为全民族首要任务的形势下，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时代使命不仅是成为社会道德的标杆、民智的启发者和救国的先行者，还体现在向政府提供良方，促成和监督其政策实施上。有了这种互动的基础，学者与政府在解决边疆问题上开始朝着协商、合作的方向发展，边疆观念逐渐趋同。以顾颉刚为例，抗战前他仅有的一两次与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均是为筹款办刊之事。来到西南大后方以后，他虽然还是一再强调自己素无政治才能，绝不欲插足政界，只做研究工作，过此限度恕不应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资政者。1942年，顾颉刚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并递交了《请扩大并加紧边疆学术考察工作俾建国任务早日完成案》，强调边疆考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议由政府出面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边疆研究机构，统筹边疆调查与研究事宜，聘各学科、各领域的专家联合从事此项工作。二是学者个体之间及学术团体之间的合作研究加强。抗战时期著名的中国边疆研究会是由重庆、成都、陕西榆林三个地方性边疆研究会合并而成的。三会几乎同时成立，“会名是一致的，宗旨是一致的，准备担负起来的任务也是一致的”。按顾颉刚的说法，这种巧合“乃是时代的需要如此，不容我们不如此；这需要太迫切了，它逼得我们非接受这任务而立刻发动不可”，但“个人纵有微劳，然而太渺小了。我们为了发挥更大的效能起见，经三方面往返协商，这三个学会就汇合而成为一个整体。”（《中国边疆学会边疆丛书总序》，《中国边疆》第2卷第1、2、3合期）合并后的中国边疆研究会会员多达600余人，基本实现了团结合作、集思广益，从边疆工作上负荷起时代使命的建会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