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把中国思想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推向东南亚社会甚至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人类文化共生的心态观，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以粤剧为例，和中国其他戏曲品种相比较，粤剧具有其他戏曲品种所少有的全球性海外市场，号称“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粤剧”。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往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建设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我国东南沿海港口为起点，通过海路和陆地中转站与亚、非、欧洲之间的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之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发生了持久而复杂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及社会纽带，是今天推动中国与欧、亚、非洲国家贸易往来和政治交往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希望发掘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资源，并为其注入全球化时代新的内涵，通过与东盟国家携手搭建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达成文化互信和区域发展共识。抛开狭义的民族观念，突破国家行政边界的限制，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与主体真正受益，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来指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势必能够实现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中国与东盟地区社会交往的迫切需要，无疑是推进当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根本动力。一方面，从中国华南到东南亚构成了一个山水相连、血脉相亲的区域共同体，民间社会中割舍不断的社会、文化和族群纽带促进了不同地方社会之间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并且需要官方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交往渠道。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地区的政治经济交往空前密切，人口和商品的流动日益活跃，跨境的族群流动和文化交融正在不断重构多种网络关系。因此，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是简单地重建以海洋为载体的贸易之路，而是要立足中国与东盟地区社会交往的现实，利用河流、山地等陆地通道，区域市场网络以及宗族谱系、族群认同、宗教信仰等无形的网络，将地方社会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格局联系起来，开拓海陆统筹，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在此，从三个方面来做简单的阐述：

　　（一）海陆统筹新格局中的广东

　　重新审视广东在当代亚洲，乃至全球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地理和空间向度来考量，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濒临南海，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是中国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突出。

　　从经济发展上看，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内陆与海外经济联系的中转枢纽。广东毗邻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近几十年来海洋经济总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量最大的省份，2013年广东与东盟的进出口总额达1022.1亿美元。1957年创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使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

　　再从社会文化角度来思考，广东既是山地、平原、海洋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又是网络亚洲和跨国社会领域中的重要节点。广东是南岭到南海的过渡地带，瑶族、苗族、壮族等南岭地区世居少数民族创造的山地文明，珠江流域各族群创造的河流文明，沿海水上居民创造的海洋文明都在这里交汇，形成了复杂的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现象。祖籍广东的华侨涉足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国家，至今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连接，促使中国与东南亚这一区域华人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广府、潮汕、客家文化为代表的广东文化传统在东南亚国家广泛传播、在地化并保留至今，凝聚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记忆。以粤剧为例，和中国其他戏曲品种相比较，粤剧具有其他戏曲品种所少有的全球性海外市场，号称“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粤剧”。粤剧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有东南亚、北美和欧洲三大阵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粤剧艺人移民世界各地，粤剧在海外的传播愈加广泛。从佛山粤剧博物馆的“粤剧海外分布图”可见，粤剧在海外的流布除了上述提及的地区，还有亚洲的缅甸、柬埔寨、印尼、菲律宾，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典、丹麦，南美洲的巴西、秘鲁，非洲的埃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等地。此外，广东一向以向外移民著称，而近几十年来，涌入大量非裔、阿拉伯裔、印度裔、东南亚裔、韩裔、日裔等族群，再加之内陆不同民族人口向东南沿海省份的流动，都使广州成为了一个高度流动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些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性，决定了广东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充分认识区域内文化交流的历史、现状与挑战，才能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建设共享的人文价值，找到适合区域各国国情的人文目标，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建构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柱。

　　（二）山海之间的广东与东南亚社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国家疆界的政治界限，使沿线各国从区域全局发展的大处着眼，摈弃狭义的民族主义情绪，经过平等协商和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这一点，广东与东南亚地区基于山、水、海的复杂社会文化关系不谋而合。山、河及海是我在讨论华南及东南亚社会时的核心概念群之一。我之所以强调和突出这种自然特征，首先，目前的很多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行政边界的影响，将研究的视野局限在特定的狭小范围内，比较明显的如以省际为区分的区域研究，以国别为区分的社会文化研究等。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南岭走廊中瑶、苗等民族的频繁流动往往让省际区分形同虚设，华侨历史上以及当下的悠久跨海实践更凸显国别研究的局限。历史上潮汕等地的海外移民，先通过广州等港口经海上航线抵达越南、泰国、老挝等地的沿海城市，后又根据内陆的河流通道扩散到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内陆地区。如泰国的华人华侨总人数达700万人，粤籍华人占到总数的80%，其中以潮汕人为主。而世代生活在南岭山区的一部分瑶族，为躲避战乱，经由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国家交界的山地通道迁徙至越南东北部的宣光等地，后又经中南半岛发达的水系和航运系统迁徙到东南亚其他地方。

　　由此可见，特定族群与民族的社会文化是有特定的自然时空的，也是在不断互动中发生碰撞、创新乃至变迁，并由此形成与自然时空更为融合的社会文化特征。这就是说，族群之社会文化与自然、区域、地理有着更为稳固的关联性，所以我在谈论山、河及海时，更多地呈现的是山、河、海中的人，也就是由生活其中的人所创造的山地文明、河流文明和海洋文明。最后，我之所以将山、河、海结合起来思考，是因为三者的密不可分。内部差异明显的山地文明通过溪河及各种支流关联与沟通，同时山地文明作为整体通过珠江流域与环南中国海连接。其中，河流文明成为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沟通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海洋文明一方面将山地和河流文明带出去，其本身也作为桥梁，成为广东文化乃至中华文明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方式与渠道。

　　（三）跨国社会文化交流与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就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途径，通过人口迁徙、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族群互动保持密切的社会交往，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体系。今日的世界日益被各种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搅合在一起，带来边界的重置与并存，因而跨界本身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其中尤以人口跨国流动为甚，社会与文化所赋予的重重界限被流动人口的活动所打破，而人口的流动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流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频繁的跨国实践行为带来不同文化要素，在跨族群、跨国家、跨区域的场域中高速传播与流动，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作为不同文明间社会交往时空过程的具体表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纷繁复杂的文化交流现象，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研究领域，同时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与机制保障。

　　我国与东盟各国无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着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各民族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受到各国政治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利益的诉求也不一样。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就应该了解区域内民族、社会、文化活动的纽带和机制，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通过官方协商、民间合作的形式，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与社会整合，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充分认识区域内文化交流的历史、现状与挑战，才能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建设共享的人文价值，找到适合区域各国国情的人文目标，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建构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柱。

　　国际合作背后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交流、沟通与理解。只有理解他国、他民族、他文化，才能够接受、彼此尊重，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我们希望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把中国思想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推向东南亚社会甚至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人类文化共生的心态观，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作者系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