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文章《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富”》中提出，物质财富、GDP的增长固然是发展的目的，但如果牺牲了道德伦理和精神文明，发展就会走偏甚至失败，走向我们愿望的反面。这里我进一步提出，物质财富的增长与其说是发展的目的，不如说是发展的结果，发展的人文目标必须得到彰显。中国的未来在于民主和科学，这些都离不开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只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将“道德富足”、“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确立为发展的目标，物质富庶、财富增长就会从人民自由有序的创造中喷涌而出。国家创造力的根本在人民思想的自由度和知识分子的活跃度。有“道德富足”作为前提，就能保证“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同时实现“君子散财用之以德”，给财富的增长和使用奠定道德的基础、规定行为的边界。中国现在面临的与其说是“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说是“财富悖论陷阱”——财富的增长在给我们带来欲望满足的同时，财富的增长却没有保护和促进道德的进步。在很多时候，财富居然成了黑色的力量，取之无道，用之无德，大面积的深度腐败足以佐证。

    1984年，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提出人类的脑力资源是“最后的资源”这样有前瞻性的观点。脑力资源是可以再生的创造性资源，迄今为止人类所享受的一切科技文明和人文成果都是“最后的资源”得以自主自由开发的结果。人类进入了知识报酬递增的时代，摆脱了土地报酬递减的约束。最大的人口红利不是“人手”的红利，而是“人脑”的红利。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的减少，“人手”的红利开始衰减，但如果包容思想的多元发展，发挥思想自由的巨大威力，就可以收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脑红利”。

    如果说狭义的人口概念是指消费力，那么广义的人口概念则包括了人口的消费力，人手的生产力、服务力和战斗力，以及人脑的创造力。人本人口学发现了人口的人脑效应及其巨大力量，看到了人口的推力效应、创造效应、生产效应和服务效应。人口的增长就是人口红利积累和释放的过程。

    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处理好的一个基本关系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公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为人服务，也可能给人伤害，所以国家需要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让公权力在道德面前“慎独”和在法律面前“低头”，在为私权利服务的过程中提升德性和他律，去掉任性和傲慢。公权力需要做的是保护法律规定的私权利，并且要促进私权利的发展，扩大人民选择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有道德的自由的获得，是公民幸福感的源泉。

    包容性发展需要包容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是富有自由精神、独立风骨、强大思想创造力的知识人口。真理的声音是在包容性环境中生发的，如果原创性的学术讨论得不到开展，思想自由的市场就得不到健康的发育，甚至在不安、害怕和恐惧中走向封闭关闭，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源泉就会枯竭。

    恩格斯曾经说过：思想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在马克思看来，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自由则是精神的类本质。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在于思想活力的复苏，一个文明的发展关键在于思想市场的繁荣，一个顽强崛起的盛世中国必然是绽放在地球上最美的思想花朵。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