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想退隐之时，人文学术无法维持其人文性。学术非但不能因此凸显，反倒会背离自己的原初目标，最终必然处于失魂状态。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开始成为人文学术的重要特征。随着专业探究取代了精神诉求，训诂之术再次流行，翻译产业兴旺发达。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人文学术方面的新书汗牛充栋，但相关从业者的内心并不踏实，来自公众的不满更是与日俱增。

　　那么，症结究竟出在哪里？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个基本问题：何为人文学术？事实上，答案已经存在于汉语之中：“学，识也。”（《广雅》）：“術，邑中道也。”（《说文解字》）如果说学是辨识的动作，那么，术则意指城邦的运转之道，因此，“学以致其道”是学者的根本使命。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所追索的道当然不限于城邦的领域：在传统语境中，天、地、人三元总是相互映射，彼此呼唤和相应，共同演绎永远的环状游戏，于是，对于人的探索总是牵连出其他两元，自我叩问者必须观天察地。可是，天地的秘密不会直接显现于感官，人必须用心去领受宇宙之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术是“思想的事情”。在世界范围内，情况均是如此：哲学的诞生、人道主义的出现、生态观念的问世，无一不依赖思想的力量。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思故我在”是绝对真理。虽然并非每个人文学者都能成为思想家，但他们却不能不比常人更专注于“思的事情”。这属于人文学者的“工作性质”。

　　由此可见，当思想退隐之时，人文学术无法维持其人文性。学术非但不能因此凸显，反倒会背离自己的原初目标，最终必然处于失魂状态。离开了思想的学术，无论体型多么庞大，都会缺乏精气神儿。随着思想的退隐，剩下的不是没有生气的专业术语，就是玄虚而无根基的大词。这样的学术即使呈现出繁荣之貌，但终究会暴露出虚胖的本性。增殖的是字词、语句、论文、专著、职称、名声、利益，亏损的则是内在的精神。由于思想性的弱化，当下的人文学术正在丧失必要的社会功能，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社会的自我生产体系中，它常常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沦落为“在场的缺席者”。每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人们或者回首传统，或者借鉴西方，却很少信任相关领域的学者。一旦他们试图严肃地发表意见，网络上就会传来不可遏止的笑声。与此相应，能够唤起公众兴趣的往往是学术腐败等负面话题。随着“砖家”之类戏谑之语的流行，前者的形象彻底喜剧化了，以往神圣的事业似乎沦落为供人消遣解闷的“洗具”。

　　当然，完全否认人文学术的成就，也会失之偏颇。在近三十年间，大量人文学者仍在勤勉地工作，部分成果也不无亮点。可惜的是，思想的总体缺席使此类亮点成了公众眼中的点缀。的确，对于正在迅速转型的中国来说，最需要的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观念的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一条全新的道路正在生成。唯有通过超越中西文化现有形态的创造性思想，它才可能获得命名和阐释。现实的崛起呼唤观念的崛起，思想振兴理应成为中国振兴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术应该尽快回归“思的事情”。（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