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既不是通讯，也不是小说，它的写作必须始终立足于其自身的规定性，也正是这种清晰的文体意识，使得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凭借反映现实生活更充分、更迅捷的优势，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报告文学热，但这时的报告文学仍然没有文体学上的独特意义。随着报告文学越写越长，其叙事性愈发凸显，报告文学才渐渐显示其独立地位。与此同时，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等问题不断被提出来。近几十年来，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通过持续努力，使得报告文学发扬光大，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报告文学提供了启示。

　　首先，报告文学不应是易碎品，而应具有某种史诗品格。传统的报告文学更接近通讯、报告、速写和人物特写，这表明当时的报告文学旨在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积极干预现实，也意味着，报告文学反映的现实生活往往只是片段的，并不具有总体性，因而只能作为历史现场的记录者出现，既不具备文学的价值，也难持久显示其活力。而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不同，就其反映的生活面来看，是一种全景式的多方面的呈现，如《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就其反映的生活深度而言，它是沿着现实问题向着历史回溯的纵深开掘，如《国家行动》《中国高考报告》。优秀的报告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更加深入透彻，将文学与历史紧密熔铸在一起，追求一种史诗品格。

　　其次，报告文学中的叙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虽然何建明常常借助故事推动叙述进程，使作品视野宏阔且发掘较深，但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宏大叙事（或完整故事）呈现。报告文学的叙事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对于后者而言，其艺术上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结构与讲述，因此故事往往连贯、完整。而在报告文学中，故事并不具有独立性。这一特点是与报告文学鲜明的问题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故事的讲述需要始终围绕问题而展开。这也决定了故事在报告文学中往往只是手段和工具，而认识和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

　　再次，报告文学需要通过明确的文体意识和文体策略，才能达到主观情感与客观真实的平衡。

　　一是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要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固然要求叙述者在情感上接近甚至认同叙述对象，但就其理想状态而言，最好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太近，会因为情感上的认同而失去叙述者自己独立的判断；太远，则又显得“隔”。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在《落泪是金》中，作者既表现出对贫困大学生的深切同情，同时也对他们那种敏感甚至扭曲的心理有清醒的认识、客观的分析和适度的批判，可以说，正是这爱恨交织，使得这部报告文学显现出独有的思想深度。

　　二是不滥用叙述者的权力，用历史细节说话。何建明不像某些报告文学作者那样把自己当成全知全能的上帝，随意出入文本，而是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追求真相的发现者，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抵达事物本质，而只能无限接近它。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虽能不时感觉到叙述者的主观情感，但这情感是随着叙述的展开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加。更多时候，他的作品靠准确的数字和历史细节表明立场。毕竟，在面对一件让人惊醒而又不容易把握的事物的时候，历史细节和数字比作者主观评论更具有说服力。

　　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出报告文学和传统小说的区别所在。报告文学的叙事要有起承转合，但必须借助历史的丰富细节来讲述，而不是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想当然的逻辑来演绎。当然，这并不妨碍写作者在写作之初就有所设想，并围绕这一设想展开采访，组织材料。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头脑中的设想和永远无法达到的真实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品强大的艺术张力。

　　报告文学不是小说，它的写作必须始终立足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它可以讲故事，可以反映现实，但一定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否则报告文学便不成其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叙述者可以介入，可以显现自身，但不可失掉自己作为观察者的独立立场。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者既要认识到他的优势，也要认识到自己的限制。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清晰的文体意识，使得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