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可谓卷帙浩繁。但德国汉学家顾彬却如此评价：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则只能算“二锅头”。网上更是广泛流传着“中国文学已死”的哀叹。上述论断虽不无戏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者与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与忧虑。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当此时代，伟大作家理应层出不穷。也许是时代的变革过于急骤，致使作家们茫茫然被时代洪流所裹胁，既迷失了自我，也迷失了文学理想。当下的文学氛围显然是流行压倒了独创，文学成了商业奴隶、欲望附庸，大多文学创作沦为“速朽文学”。

　　自古以来，文学之独立品格在于反映“文化的真实”。所谓文化的真实，就是在历史真实中提升出的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合理因素。对于文学来讲，纯粹的历史真实并不存在。比如当下的历史阶段中，既有清水，也有污泥，对清水的显扬与赞颂和对污泥的揭露与批判，就是文学的真实原则，即反映出历史的文化真实。而辨别清水与污泥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人类总体的存在与发展。无论哪个时代的哪一种文学，都应该符合这一原则。丧失了这一原则，就丧失了文学的品格。

　　在目前林林总总的所谓文学创作中，有的作品一望便知不能算进文学范畴，但总有一类作品，颇具迷惑性，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这类作品具有高强的叙事技巧，其剧烈的起承转合成为一种“阅读诱惑力”，令读者欲罢不能。其中一些作品甚至颇具“文学性”。比如风靡一时的“宫斗小说”，更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中，根本没有对真善美的赞扬和对假丑恶的抨击，它只作虚构叙事，甚至胡编乱造。这类作品也许有一定“文学性”，却不能反映出文化的真实。这类作品不是文学，而应该归为“狭邪”文本。这类文本与影视剧的流行，不仅极大地腐蚀着青少年的心灵，使他们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和向上的动力，也极大地腐蚀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隐性的阻碍、破坏作用。

　　当然，新时期以来产生过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最近，根据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又使我们看到了经典的力量。今天的青年人热爱这部小说，不只是从中看到了奋斗与成功，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人活于世的尊严与价值。这正是当前的文学创作所缺乏的精神，也是人类永远需要的精神。1993年出版的《白鹿原》也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它选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横剖面，将民族的“本我”（鹿子霖）、“自我”（白嘉轩）、“超我”（朱先生）生动地展现出来，反映了对民族文化的深沉热爱、对时代变迁的积极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民族文化生态和文化变革的优秀文本。这些作品都典型地体现出“文化的真实”。

　　文学就是人学，但这里的“人”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大写的“人”。这个大写的“人”是指超越了一己私欲、上升到普遍性高度的人，既有人的血肉情感，其思想情感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个大写的“人”不仅仅指文学中的正面人物，更是指由作品的整体情感倾向而构成的“人学”。这个大写的“人”或“人学”不是抽象的，其基础仍然体现着特定历史情境的合理因素，也就是“文化的真实”。

　　讲好中国故事也是如此。我们是套用西方话语、模仿市场运作地“生产”文学，还是深耕本国传统、坚持独立品格地创作文学，值得每一个作家、评论家深思。文学，如果脱离所依存的文化真实，那么其价值也就很有限了。（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