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的智慧矿藏。（禹天建 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仍然有益于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于其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心性，是当下治国理政所以立基、必当关注的文化土壤，是我们凝聚国魂不能割断的精神血脉，也在于其包含着丰富的为政之理、治吏之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应当精心采掘、创造性运用的智慧矿藏。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如同任何现代化事业都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样，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超越，也内含着对优秀传统的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仍然有益于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于其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心性，是当下的治国理政所以立基、必当关注的文化土壤，是我们凝聚国魂不能割断的精神血脉，也在于其包含着丰富的为政之理、治吏之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应当精心采掘、创造性运用的智慧矿藏。

　　新时代治国理政割不断传统之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

　　这一“条件”，蕴含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根脉。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根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沃土。中华民族向来追求“平治天下”、“天下太平”。这些理想追求，包含着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对“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平等、公平、公正的向往。《礼记》中明确提出的大同世界，是中国古人崇尚公平正义社会理想的集中表达。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在追求独立和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相契合。这种“契合性”也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融入且有助于新时代的治国理政。

　　这一“条件”，意味着新时代治国理政所立足的重要文化土壤、所面对的重要文化现实。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成一格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往，反映着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养成了中华民族孝悌、辞让、宽和、友善、勤劳、简朴、刚强、勇敢等良好美德。这种文化基因和文化性格代代相传，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了解今天的中国人，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必须关注中国大地上呈现的客观现实、解答好中国实践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与当代中国人心性相通的治理理念。科学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是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

　　这一“条件”，包纳着中华民族反复探索积累而成的为政思想和治国智慧。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何正己、如何接物、如何为政、如何安民，历来是中华传统文化高度聚焦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古人于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不仅在理论层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体现规律性认识的治国智慧，而且在实践层面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兴衰治乱、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些，对新时代的治国理政都具有重要启示。

　　滋养民气国魂需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作用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梁启超语）国之为国，在其有将民众凝为一体的精神文化要件，即民气国魂。国之兴衰，与民气国魂之强弱，相为因应，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古往今来认识到立国、强国中这些规律性问题的执政者，无不将聚民气、强国魂视为治国之本、为政之要，反复强调“为政先乎礼”、“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称“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这里的“德”、“礼”、“礼义廉耻”，所指均为国据以立、赖以兴的“灵魂”。我们当下着力推进的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气国魂建设。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中强基固本的要略。

　　民气国魂的建设，需要有在积极回应时代新课题实践中的磨砺新生，同样需要有对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文明的大国，其凝魂聚气的价值治理实践，尤其应当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弘扬，以此传承民族的精神基因，以之为新时代国魂建设的本土滋养。

　　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进程中反复强调要发挥文化的作用，并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这正是基于对民气国魂生成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作为当代中国的最大价值公约数被人们广泛接受，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之基而具有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也在于其以中华优秀传统为文化之源而具有的民族性。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我们仍当深入开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淬厉其良而助长之”，以人民群众所熟悉和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文化载体，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潜移默化之间。

　　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诸多为政之理值得借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凝聚民气国魂的丰厚滋养，也以其富含的关于为政之理的思想智慧，启示着我们当下治国理政的新探索。这些关于为政之理的思想智慧，表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其中的许多基本理念诸如“以民为本”、“以公为先”、“以和为贵”、“刚健自强”、“创化日新”等，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体味和镜鉴。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历来强调“民惟邦本”，在君民关系上突出民的重要地位，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国为政的根本要务，就是要“恭承民命”，推行爱民利民的仁政，唯有“重民”、“富民”、“保民”、“安民”，“养民也惠”、“泽加于民”，为政者才能“得民心”，国家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种“得民则治，失之则乱”的认识以及主张“政得其民”的为政理念，无疑有其深刻洞见。

　　又如“以公为先”，这种民本思想要求治国者将天下万民视为天下的主体，而不能将一己、一家之私视为天下主体，要求为政者在治国实践中抑制、屏除自己的私利私欲，“夙夜在公”、“以公灭私”、“行公去私”、“公而忘私”，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百姓亲赖、实现天下太平。再如“以和为贵”。中国古人视“和”为“天下之达道”，不仅用“和”解释宇宙的生化流行，而且用“和”来规定人的心性修养目标、人际交往准则，甚至把“民胞物与”、“天人合一”这种人与万物合为一体的博大胸襟，视为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华文化强调“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政通人和”以“以公为先”为基础和前提：“协和万邦”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中华文化有关为政的思想智慧还特别强调“刚健自强”、“创化日新”。刚健自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性格。“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大勇之言，就是刚健自强、勇于担当精神的鲜明写照。刚健自强还体现为对坚贞不屈的恒心和毅力的尊崇。古人解释“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原因是“任重道远”，“任”和“道”，即以仁德平治天下的责任和路径。中华文化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创化日新”思想，强调“穷则思变”，主张“革故鼎新”。这些成为激励着中国历代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与时俱进、与日俱新的闪光智慧。

　　重民、尚公、贵和、尊德、行健、化新等为政理念，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治国智慧的精华，反映着许多治国理政的“古今共通之理”，是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应当认真梳理、积极开掘的慧思之源。

　　优秀传统文化中还包含着丰富的治吏经验。无论是以民为本的仁政理想，还是以德为先的德治原则，要落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之中以达到平治天下的目标，重要环节在于各级为政者能够在崇德修身的基础上做到亲仁廉洁、公正无私。“廉者，政之本也”、“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治国之要，首在治吏。

　　传统治吏实践注重德、法并用。“重德”既表现在官员的选拔任免上注重对其道德品质的考察，主张“爵人以德”、“以德就列”、“位各称其德”，也表现在士君子、为政者应时时加强自我道德修为，并将修身齐家的道德活动视为政治活动本身。围绕着个体的道德修养，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包括“三省吾身”、“反身而诚”、“洁己以进”、“知行合一”等一整套正己修身功夫。治吏中的“重法”表现在强调依法治吏，重视廉政制度建设。中国古人在廉政建设实践中开展了宝贵探索。

　　在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如何从严治吏？传统文化中德法并用的治吏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镜鉴。

　　新时代治国理政要用好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要将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活用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

　　治国理政中自觉用好优秀传统文化，要有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分辨，发掘其超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自信自豪地对待优秀传统文化，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文化自觉。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文化观，以新时代新事业的主体精神，来观照传统，粹取其中有助于增强我们作为中国人底气与骨气的内容，有助于中华民族更好地认识与把握当下、开创未来的内容，用历史的智慧擦洗我们用以观察现实与前行的眼镜。

　　治国理政中自觉用好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我们当下的创造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一论述中体现的方法论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思考如何科学对待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离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创造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人的眼里将会失去不少的光彩。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推进的新高度，直接决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在中国大地上持久“火起来”、真正“活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强推动力，也是检验我们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是否用好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标尺。（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沈壮海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及其建设研究——以当代中国为中心”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