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轴心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从对中国文化长远的影响力看，孔子当之无愧是这一轴心期的领军人物。同样，作为与孔子同时代、比孔子稍早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也为轴心期的政治思想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在天人关系、治国方略、现实超越等方面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同时也有一些不相协调，甚至激烈冲突的地方。

　　一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子产更倾向于自然之天，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一味地依赖天命，更反对愚昧迷信的禳灾活动。比较典型的事例有：公元前524年，裨灶预言火灾，劝子产用瓘斝玉瓒禳灾。子产以“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的理由加以拒绝。公元前523年，“龙斗洧渊”，国人请子产按惯例组织相关的祭神禳绂活动。子产坚持“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左传·昭公十九年》）而再次拒绝。在子产看来，超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无涉，那种为超自然现象而祭祀禳绂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子产关于“天道远、人道迩”的天道自然观在生产力尚不发达、人类社会刚刚迈入文明门槛的初期，是远远走在同时代人前面的。

　　与子产类似，孔子对天道和天命也有着比较理性的看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此处所说的“命”即指天命。无独有偶，《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亦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些论述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孔子很少谈及一些当时人类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同时也表达了与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相类似的思想内容。相比较而言，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子思考得比子产更为深入，更为精微。孔子的天既是自然之天，也是意志之天，有时还是命运之天。虽然孔子的天命观表述多有不同，但其基本主张是顺应天道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只有尊奉天道规律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孔子“畏天命”中的“天命”不完全是超验的、神秘的，而是人可以认知、遵从的自然规律。“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知命是对“君子”提出的修养要求，即作为“君子”应认识和了解天道规律。孔子还自认为是天命的承担者。当他在被匡人围攻时，在宋国受到桓魋的威胁时，都以天命在己身表达了“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的自信。到了晚年，孔子深感难以实现“克己复礼”、重建周代礼乐文明的理想抱负，更痛惜所谓“天道”秩序的沦替，而哀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当然，孔子为了神道设教，也讲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但总的来说，孔子的天命观是理性的，而非超验的神秘物质。他也反对那种通过祭祀、禳祈等迷信活动来试图改变天道规律的愚蠢做法。当孔子病重时，他并不赞成弟子们为他的病情而祷告神祇，一句“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表达了他对天命和个人命运的理性看法。换句话说，孔子根本不相信祭祀祷祝能对天道规律发生作用。这与子产反对瓘玉禳灾的做法一样，都体现了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对自然规律的体认和尊奉。

　　二

　　在为政治国方面，子产奉行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所谓宽即德政、仁政，所谓猛即刑政、法治，二者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子产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在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中，单纯靠德政、仁政已经难以维护等级社会秩序和贵族统治。子产希望通过宽猛相济、德刑兼施的统治手段，来维持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势力均衡，以此来达到其“救世”的政治理想。

　　在治国方略上，孔子也是主张德与刑、礼与法的结合。他曾盛赞子产为“古之遗爱”，尤其认同和高度评价子产的宽猛相济治国理念，颂扬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孔子的语境中，德与刑并非并驾齐驱，而是有所侧重。具体说，孔子更重德，刑政只是作为德政的补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德刑兼治、以德为主的思想体现在道德教化方面，则为“先教后刑”，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在刑罚施用方面，孔子主张“先礼后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在处理纠纷方面，孔子主张息讼、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尽量消弭争讼。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在德刑兼施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德主刑辅，为政以德，胜残去杀。但不可否认，在对待危及宗法社会统治基础的恶性案件，孔子不仅不反对刑杀，而且还大加赞赏。如郑国在子产死后，其继任者子大叔执政失之于宽，致使郑国“盗贼”蜂起，子大叔加之以猛，派兵加以镇压。对此，孔子是极为认可的。此外，据《荀子·宥坐》《尹文子·大道下》等记载，孔子本人在刚当上鲁国摄相就杀了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足见其对刑政是明抑暗用的，这与其高扬德政礼教在本质上是别无二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