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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信而好古”,对历史、对传统、对先贤,抱有深深的温情。史称“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史记》卷六十一),而对于近世涌现的众多杰出的政治精英,活跃于春秋各国政坛的执政卿大夫,孔子更是怀有极大的敬意。史称他“严事”,即特别礼敬臧文仲、柳下惠、蘧伯玉、晏子、郑子产等人。他夸子产为“古之遗爱”,誉叔向为“古之遗直”,赞蘧伯玉、柳下惠为“贤者”。孔子之所以如此喜爱、倾心于春秋这些执政卿,要因正在于他们创造性的思想建树,深深触动了孔子心弦,使夫子不仅“好”之,而且“敏以求之”,并在“接着说”的思想传承中,金声玉振,构建起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精神高峰。
一
春秋时期的执政卿们在政治实践中,仰观俯察,对三代以来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新的解读,并掀起了一股袪魅天命鬼神的思想大潮。其间有三大主线:一是近人而远鬼神,更为关注人间现实。如郑子产所宣示的,“天道远,人道迩”。二是客观理性地看待自然异象,如郑子产、晏子都淡视彗星天象,反对用瓘斝玉瓒等来祭祀,认为此类之举“无益也,只取诬焉”。柳下惠拒绝祭祀鲁东门之外的海鸟“爰居”,也体现了这一自然主义精神。三是倡导“吉凶由人”,人为世间的真正主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臧文仲反对杀“巫尫”求雨,他认为人间的祸福取决于人自身的行为,而不在于讨好鬼神。晏子也认为,齐侯欲杀“祝固史嚚”来治自己的疥疮,是错误的,因为去除祸害的关键不是要去献媚神灵,而应当是去“修德”,即力行德政,造福人民,“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春秋智者们的这类见解,深得孔子之同然。他着意汲取并发扬了其间的“吉凶由人”的人文主义精神,提出了“为仁由己”的理性主义人本哲学。其大端一是强调亲“人道”而“远天道”。揆之《论语》,“天”“天命”和“命”等词,约只出现二十次,而“仁”则多达一百余次。此亦诚如庄子所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史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弟子们很少听到孔子讲“怪力乱神”,以及“性命、天道”之类的神秘的东西。
二是责疑、批判“怪力乱神”。古人相信,占卜用龟,越大越神。当时鲁国的重臣臧文仲就迷信龟卜,他在家里养着一只大龟,并还为之修建了一个豪华住所。孔子认为臧文仲的做法是不智的,实际上是批评他迷信鬼神的不当。孔子病重时,子路请求以祈祷来祛病,遭孔子婉言谢绝。相反,孔子对那些不信鬼神的行为,则大加表扬。据《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病重时,不以祭神来治病,孔子听说后,夸赞他“知大道”,即肯定这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行为。这一观念,无疑秉承了春秋智者“妖由人兴”,即从人身来探求社会万象之因的人文诉求。
三是高度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此“人”与“道”相对中,作为一种法则与政治正义象征的“道”是客体,而人是能捍卫、弘扬“道”的积极主体。这种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文中的“弘道”与“能”字,既赋予了人任重道远的道义责任,又大大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孔子还以“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的形象比喻,凸显人绝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主体,人是能够自由而主动的选择,实即是能有所作为的。由此孔子坚信“为仁由己”。“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所谓“为仁由己”,实质上即是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此孔子信心满满,“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里洋溢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人的圆满自足性,决定了他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来成全自己、实现自己,而不必求诸于外在力量,自然更不必祈祷于天命鬼神。
孔子的“为仁由己”人本主义哲学,淋漓地发挥了春秋智者的“吉凶由人”的人学思绪,大大凸显了其间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天地间的至尊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
揆诸文献,“仁”也是春秋执政卿关注的话题之一,如《左传》中“仁”字凡33见,《国语》中24见。其要义,一是对人的关爱。如“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以及“仁,文之爱也”等,都揭示了仁意中的人道关切。二是同情人的悲悯情怀。如“背施无亲,幸灾不仁”“乘人之约,非仁也”等,则流露了对人不幸处境应有的同理心和恻隐之情。三是孝亲,“爱亲之谓仁”,其实质即对父母和祖先的忠诚,即所谓“不背本,仁也”。《国语》载,晋献公死,舅犯反对公子重耳趁乱回国争夺君位,“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可见孝尊父母是其时仁的通义和共识。四是仁被视为兼纳众善的美德,“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左传》襄公七年)。文中所谓“参和”,即融汇德、正、直三种品德,显然,仁是一种包容性的、集成性的大德。
孔子对春秋智者的仁学实践和思想,十分熟悉。《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孔子之言:“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史称郑子产和孔子关系亲密,”如兄弟“一般,而子产”为人仁爱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仁人“,所以孔子盛赞他为”古之遗爱“。孔子思旧推新,创造性地发展了春秋智者的仁学观念。首先是弘扬了”仁“的人道情怀,鲜明而清晰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理念,并突出了对人的价值和生命尊严的绝对维护。马房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同时,孔子也着力强调仁者爱人的普遍性,”泛爱众而亲仁“,即仁者应爱所有人而不仅仅是血亲故旧,而”博施济众“,也是孔子的仁爱理想。其次是突出了仁的全德之意。孔子发展了春秋智者的”参和为仁“思想,强调仁是众德之母,兼摄一切美德。如孔子坚信,仁涵括”恭、宽、信、敏、惠“五德,可见仁德的包容性。又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之类说法,也折射了仁为含德之德的特性。仁的这种母体化,或者说全德化,显然表现了孔子不再将仁只看成一种普通的常德,而是一种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根本性的美德。再次是突出了仁的至德之意。在孔子的仁学思想里,仁不仅是一种兼蓄并容的全德,更是一种至纯至臻的大德。在孔子的品德、人格谱系中,仁仅次于圣,但远高于其他诸品。楚国令尹子文,屡次罢官,但毫无怨色,孔子认为虽他算得上忠,但还够不上仁。春秋时有名的贤人陈文子宁肯放弃富贵,也不愿住在弑君之国。孔子依然认为他算得上清高,但也谈不上”仁“。孔子诸多弟子中,子路善军事,冉求能理政,公西赤擅外交,但孔子认为他们都远未及”仁“,唯有箪食瓢饮的颜渊可称”仁“。孔子非常崇尚的殷商名臣微子、箕子、比干,也被称许为仁者。这种仅次于圣的仁之理解,无疑赋予了仁极高的价值内涵,也将仁从普通一德拔高为高山仰止的不朽之称。最后,仁还被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信仰,是一种终极性的价值依归,”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也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孔子守正推新,传承了春秋执政卿仁学观念中的人道情怀和美德认知,又赋予了更多的新意,将“爱亲之仁”提升到“爱人之仁”的新境界,形成了意蕴隽永的孔门仁学。
三
春秋智者生当“季世”,纷纷以“救世”自期,在治国理政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其间最为主要的当属“德政”,以德治国思想,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各国智者的一种共识。如郑国子产提出“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周大臣富辰则倡导“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德政”的要义与“威刑”相对,是一种崇尚仁爱宽厚,反对暴力冷酷的政治,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张民权,约君权,主张敬民、爱民、养民。敬民者,以民为本。春秋智者认为民是天地间的主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鲁桓公六年)。君是为民而设的,“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民既然是终极性的存在,又岂能不敬民?正如陈国大夫逢滑所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鲁哀公元年)爱民者,以民为心,即所谓“仁民”“恤民”和“视民如伤”。晏子揭露和抨击“踊贵而屦贱”,正体现了这一爱民意蕴。养民者,以利民为鹄的,其表现为重视民生,以“正德、利用、厚生”为头等重要三事。要求统治者应“贬食省用”,自奉严,待民宽,轻徭薄赋。总之,德政以利民为要,诚如邾国统治者邾子所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孔子对春秋时期为政以德思想十分关注。如郑子产死前有遗言,主张为政应宽猛相济,“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对此非常赞赏,“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当然,孔子不仅仅赞扬子产的宽严相济论,更着意弘扬了春秋智者的上述德政思想,宣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显然孔子认为“为政以德”,是治理国家的要津。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德政是最好的政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倡导的德政是德主(道之以德)礼辅(齐之以礼),或者说以德为本,以礼为用,重视社会秩序,尤其是蕴含“和”之精神的文明秩序的构建与巩固。这是对春秋智者“德政”思想的一大发展。
而在德政的内容上,孔子也丰富了春秋智者敬民、爱民、养民说。主张惠民优先,“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要求轻徭薄赋,施恩要厚,用民力应平,租税要轻。主张社会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倡导“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本质是要求保障“百姓”和“民”的基本生活。主张社会诚信,“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综观《论语》,孔子要求治人者“敬事而信”,实有提醒其对人民的承诺和责任,不能凭恃权力而任性、而出尔反尔。主张“富而后教”。在《论语》中孔子一再表达出人民应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所谓“足食、足兵”后,孔子则要求“教之”,这也是孔子所期待的“为政以德”的一大要素。要之,孔子传承了春秋德政的爱民思想,并大为凸显了其间的仁者精神,使“爱人”成为德政的灵魂,德主礼辅成为儒家德政的鲜明特性。(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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