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广西抗战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洪流汇聚在一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开辟西南国际运输线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一面集结重兵进攻平、津、沪、宁等中心城市，妄图打垮中国军队，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一面派遣海陆空军封锁中国沿海，切断中国陆路国际交通线，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妄图使我国得不到必需的军事和民用物资而窒息自毙。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中国通过沿海获取经济补给的陆路国际交通线被完全切断，连接广东、广西和越南港口的桂越国际交通线便成了当时获取境外物资最主要的通路。据统计，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1.47万吨物资中的1.25万吨即经此路线。为了开辟西南国际运输线，国民政府在广西建筑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和河岳公路。湘桂铁路，除湖南境内208公里由湖南负责外，其余由广西征工建筑，抗战时筑成通车709公里；黔桂铁路全长608公里，在广西境内长302公里，全部筑成通车；河岳公路493公里，也全线通车。河岳公路横贯桂西山区，沟通了粤湘黔滇诸省，这是抗战中期中国西南边陲最重要的交通线之一，组成了西南交通运输网。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后，切断了桂越公路，但河岳公路并未被切断。在1940年9月日军入侵北越以前，这条公路虽然受到法越殖民当局的种种限制，仍然担负了重要的军运任务。桂南会战，桂越、桂滇国际运输线被堵死，湘桂黔铁路虽然没有通达国外，但逐段通车，是联系中南、西南的大动脉，对发展西南经济、支援抗战，起到积极作用。抗战期间，广西共征调民工107万人参加修铁路、公路、机场、工事和运输军需用品，征购枕木100万根，征用大量田地和宅园，这对一个当时只有1325万人口的贫困落后省来说，已远远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显现出广西人民顽强的抗战精神。

　　广西儿女参加中国远征军

　　1942年2月，中国国民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应英国政府要求，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国远征军最先开拔出国的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军长甘丽初、第六军参谋长梁栋新、师长吕国铨（三人均为广西容县人），士兵也有许多八桂子弟。吕国铨率领的九十三师取得“滇边战役”胜利，曾因此于当年被评为国军师级单位战斗力“全国最优”。在同古战役、惠通桥遭遇战等战役中，有范云宇（桂林人）、蒋家裕（全州县人）、李广贤（贵港人）、梁中英和刘赞琼（均桂平人）等一批广西籍军人参加。远征军中的第五军，前后在广西全州驻军长达4年，该军的广西籍士兵，也有一定比例。此外，还有一些人以其他方式参加中缅战场，如曾达池（容县人，曾参加中缅抗战中的空战）、张心洽（桂林人，曾被中国银行派驻缅甸腊戍、云南保山等处）。

　　广西籍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许多广西籍华侨，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抗战时期，他们和祖国人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贡献。

　　一是捐钱捐物支援抗战。为推动祖国的抗战事业，广西籍华侨在救亡团体的组织领导下，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济物。当时不论名门富商巨贾，不吝金钱；下层小贩劳工，尽倾血汗。他们同仇敌忾，誓作祖国的海外经济后盾，体现了极高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广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曾联名致函海外表示鸣谢。二是支持家乡建设事业。全面抗战开始后，广西籍华侨梁明湖、陈广、陈国材、陈俊群、陈有泉等创办了“明德锡矿公司”“桂光煤油公司”等。广西当局在柳州沙塘设立了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农事试验场、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等一批文教、农科单位。这些单位人才济济，文化素质较高，不少从海外归来的侨胞成为骨干。三是参加战时服务。1939年初，旅居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等地的广西华侨司机和机修工，积极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参加“南洋机工队”回国抗日。他们在桂、滇、湘、黔以及越南边区公路沿线，从事汽车运输，支援抗日前线。参加“机工队”的，仅玉林地区归侨就有殷华生等200多人，容县籍归侨有60人。四是回国参战。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华侨不仅在财力、物力上给祖国以援助，而且还直接回国参加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赵廷桂（旅美航空机械工程师）、吕天龙（印度尼西亚华侨）、陈瑞锢（美国华侨）、黄亚生（越南华侨）等回国参加。李毓筹（博白人）、周琼邦（北流人）等分别从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回国，1938年奔赴抗日圣地延安，后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五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籍华侨与国内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积极抵制日货，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印尼的李光前、韦同芳，越南的关仁甫、朱晋文，马来西亚的梁砺金、陈云才等广西籍华侨华人，以及新加坡的王从坚，泰国的封东初等广西华侨，广泛组织各种救国团体开展援助祖国活动。陈嘉庚、司马文森、庄希泉、司徒美堂、邝炳舜、谭云山、侯西反、陈忠戆、张炎、林可胜、郁达夫、羊枣等100多位华侨到桂林进行抗日文化活动。

　　广西是苏联和美国援华空军重要基地

　　一是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志愿者的鲜血曾经染红广西的蓝天大地。1940年1月，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巴布什金率领“伊—16”I型驱逐机大队，经苏联空军顾问同意后，从重庆即调来桂林。在整个桂南空战中，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共出动轰炸机12架次，投弹28吨，炸毁敌机15架，并在桂林、柳州、零陵、芷江等地上空与日寇进行空战18次，击落敌机11架；中苏飞行员9名牺牲，12人负伤，但仍胜利完成支援地面作战任务。其中，巴布什金大队长壮烈牺牲，遗体当时已运回苏联。二是广西机场在飞虎队的场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飞虎队的桂林秧塘机场，位于临桂县二塘。最高潮时，秧塘机场有200多架飞机停留。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在桂林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参加了湘南空战、奇袭九江、轰炸广东、远袭台湾等，威震南中国，威名远扬。柳州机场、南宁机场扩建后成为西南后方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三是飞虎队帮助中国军队阻止日军推进，也支援了东南亚战场美军的行动。据地方志记载，飞虎队进驻广西各基地后，一方面主动攻击日军设在沿海地区的军事目标，另一方面，则担负保卫中国大后方城市及军事目标的重任。

　　构建世界反法西斯独特文化景观

　　抗战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桂林设立了文化办事机构。如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朝鲜义勇队、英国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等。许多国家的文化人士，如越南政治家和革命家胡志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苏联塔斯社总社副社长诺米洛斯基、美国记者与作家史沫特莱、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朝鲜作家李斗山、德国记者与作家王安娜等，不远千里来到桂林，融于中国社会，与我国进步文化人士一道，从事反法西斯文化活动。同时，外国组织和人员还在广西其他地方也进行了抗日文化活动。因此，国外组织和人员积极参加到广西抗战文化中，不仅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也使广西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相连，构建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执笔：刘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