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不朽功勋指引和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宏伟目标胜利前进。我这里主要回顾有关邓小平同志档案文献的一些重要情况，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品格。

　　一、 一份珍贵的自传

　　1991年8月，俄罗斯开始陆续将一些历史档案解密并对外开放，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我党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1992年8月10日至24日，我带档案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的档案资料。代表团住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王荩卿大使和张志明参赞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我们先后到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查阅档案。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中午不休息，吃点面包继续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8月19日10点左右，在翻阅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档案全宗第五卷时，突然发现一张22开白纸上写着“邓希贤”3个字。这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过的名字吗？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邓小平同志原名邓先圣，5岁上私塾时先生说这个名字有对圣人不敬之嫌，给他改成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为适应当时地下工作需要才改名邓小平。翻过签名的第一页，正文是用蓝黑墨水书写的，一共10页。经过核对，这是邓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自传写了4个方面内容：一是家庭经济地位；二是个人的经历及思想变迁；三是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四是来俄的志愿。前3个部分主要写了邓小平同志家庭经济情况和1920年离开家乡赴法勤工俭学、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基本情况，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经历。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邓小平同志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他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他坚定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我们那次带回来的档案复制件和后来制作成缩微胶片的档案文献共有364卷、5.8万页，填补了我党历史档案方面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很珍贵。特别是能找到66年前邓小平同志写的自传，为世人了解他的革命足迹和崇高风范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后，我们将这份自传的复制件报送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告诉我，邓小平同志看到后非常高兴，连连表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60多年前的档案能保存至今，实在不容易。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报告、讲话、批示、文电、书信、题词等。这些档案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回顾和学习这些档案文献，常常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大家了解“八七会议”，但并不一定知道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同志记录的，这份珍贵的记录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从莫斯科回国后，192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管理文件和机要工作，同时参与起草文件。面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叛变革命的严峻形势，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会议并作记录。他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言有800多字，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从档案文献看，1931年8月，邓小平同志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后，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迫害，被打成“毛派”头子并撤职，但他仍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1933年7月到1934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当时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红星》报大约每周出版一期，从选稿、编辑到印刷、发行，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干，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报70多期。1935年1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以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充分展现了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从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八年抗战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129师纵横晋冀鲁豫，驰骋太行山下，大小战斗数千次，开创的根据地成为拥有18万平方公里、2400余万人口、30万军队的七大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被粉碎，转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运筹帷幄，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发出密级极高的电报，表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希望刘邓大军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复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直趋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时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就率领12万大军出动，兵分三路，蹚着浅至膝盖、深可齐腰的积水泥沼艰苦跋涉，先后突破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重重阻隔，冲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创建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致电邓小平同志征询关于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工作的意见，并批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亲自写按语称赞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邓小平等同志更大重任。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说“我把指挥交给你”，中央军委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歼敌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指挥渡江作战。邓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千里长江，万帆齐发，百万大军从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1000余里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毛泽东同志欣然挥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句。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奋斗，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和卓越胆识。我们今天缅怀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学习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学习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学习他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的非凡胆略和恢弘气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