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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为什么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由败转胜的重大转折,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伟大转折?
这里的深层奥秘就在于,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之中,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顶天立地、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顶天立地的民族砥柱
有一部著名小说,题目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据《西游记》中记载,由于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烧炼七七四十九天,才造就了孙悟空的火眼金晴。这个奇迹,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然而,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却有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奇迹,就是抗日战争连天烽火,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契机,使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共产国际的许多政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优秀文明传统相结合,在理论上升华出毛泽东思想及其新民主主义论,从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先进政党——由此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提供了思想政治上的强大支柱。
在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共产国际中,其实都存在两种不同传统:一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后来列宁继承发展并坚持下来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同时,也存在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远离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僵化教条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生机勃勃,富于创造力,但后来教条主义抬头,其背后多半都和共产国际中的教条主义抬头有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使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控制宣告解散,由此造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契机,使得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放开手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由此也就打破了教条主义束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从而为抗日战争、中华复兴,提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思想政治支柱。
时至今日,我们会比过去更加客观地评价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国军将士在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许多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奉献精神与历史功绩。
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仍然首先须注意到一个不可更改的基本事实,正是在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的历史熔炉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从而成为开天辟地的民族砥柱。
在全中国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宣言》,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显明的目标显然是要掠夺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后在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中,更加鲜明地提出,“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1933年开始,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李兆麟、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八女投江等抗日英雄,都从这里走出来。
李兆麟将军亲手写下的《露营之歌》,记录下他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之中,露宿林海雪原的悲壮情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杨靖宇将军在被包围多日后血战到死,敌人在解剖其尸体时,竟然几乎没在胃肠中找到一粒粮食,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战斗到最后一息。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是他们,在全中国最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最先举起了同法西斯血战到底的正义旗帜,而且斗争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意志最坚强。
在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大、清华青年学子,积极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鲜明地喊出群众呼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8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迅即发出通电,鲜明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
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打一场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是迅速灭亡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开始就与之处于不共戴天的根本对立之中,因而他们的态度还是积极抗日、争取取胜的。但由于他们背后有封建、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因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这样一条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无法根本扭转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唯物史观、群众观点,深刻洞察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因而,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力主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各类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鲜明地提出了全民族抗战和人民战争的路线。
1945年党的七大,更是把这样一条路线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正是有了这样一条人民战争路线,才造成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抗战局面,“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兄妹开荒,种粮拥军”,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敌于灭顶之灾中。
筑起克敌制胜的思想长城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总结了抗战初期前8个月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方针。
他首先对于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优势劣势,作了客观、全面的辩证分析,深刻地预见到整个抗日战争势必要经历一场持久战,依次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开始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而最终是中国人民必胜,日本侵略必败。
这个战略方针,成为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思想长城。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武装,也以自己的军事斗争实践与血肉之躯,书写了抗日战争的重要篇章,“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就是其中两个著名战例。
平型关一战“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而由朱德、彭德怀将军指挥下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中与敌作战,进一步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日本速战速胜”的神话,有力地拖住了日军主力,并把战争拖入战略相持阶段,从而为整个战局和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在全国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不仅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这样千里连片的北方主要根据地,而且在南方有新四军建立的诸多敌后根据地,甚至在华南、海南都有党领导建立的东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一亿人以上,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与整个战局,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难免灭顶之灾。
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雁翎队、王二小放牛等动人故事中,可以看到从中映射的人民战争、游击战争和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辉煌历史片断。
培养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学人才
中国共产党经过抗日战争,加上延安整风、延安办学,以及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延安鲁艺等红色大学的创办,把中国共产党办成一所大学校,把延安办成一所大学校,形成一支骨干队伍,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学的现代创新型人才,成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坚力量。
在那个时代,延安的窑洞、宝塔山,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的新型教育,吸引了多少知识青年、热血青年,成为他们衷心向往的革命圣地。许多人抛开城市舒适生活,不怕背井离乡,翻过千山万水,寻找革命真理,寻找理想之光。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创新人才,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新中国建国之初,评了十位大将,其中有六位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过,他们是:黄克诚、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张云逸。青年一代的杰出英才,更是不计其数。
抗战刚刚胜利,我们党就能够迅速派出12万人的军事队伍、干部队伍,接管东北,而后迅速解放全国,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就是明证。
对于抗日战争时代党的发展与中国使命,讲得最透底、最到位的,莫过于两位历史巨人,一位是中国的邓小平,另一位则是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
对于抗日战争时代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有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理论概括:“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3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军队也从3万人发展到100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
说到抗日战争中国的历史作用,乃至在世界的历史地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说法,可谓画龙点睛: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我们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抗日战争,为什么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由败转胜的重大转折,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伟大转折?
这里的深层奥秘就在于,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之中,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顶天立地、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作者系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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