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德宗皇帝收到于阗国国王曜的国书。曜在国书中向唐德宗说明：“我哥哥名叫胜。当初，他把王国托付给我，现在我恳请重新立我哥哥胜的王子锐（在唐侨居）回国继承王位。”德宗皇帝就找到锐，授他检校光禄卿，让他回国继承王位。谁料到，锐却因来唐多年，已经乐不思蜀了。锐王子坚决回绝回国当国王的建议，并且说：“我叔叔曜已经管理国家多年，深受全国臣民拥戴。而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德宗皇帝深受感动，就封这位留恋唐朝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阗国太子锐为“韶王咨议”。

　　其实，类似的佳话早在初唐就已经广为流传。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二月，自古和中国没有通好的结骨国（回纥西北三千里古称坚昆，汉初属匈奴，魏晋自称结骨）俟利发（国王）失钵屈阿栈归降并到长安朝拜唐太宗。太宗在天成殿设宴款待，就指着他对群臣说：“武德年间，我在长安城外渭水桥头连斩三个突厥大将的首级，自己认为那是很大功劳。今天这种人就在席间，众卿看到就不必害怕。”这位国王就请求太宗，给他封赏一个唐朝的官职，并且说：“我若能手执唐官官员的笏板回到故国，实在是子孙万代的荣幸。”于是，太宗就授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

　　史书记载结骨国“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太宗当场向群臣解释，要大家“不以为怪”。显然这些“四夷之人”的确不同于中国人的种族。

　　外国人归服唐朝决不是纯粹为了功利，很大程度上对唐朝已经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仰。

　　唐高宗之世，有70多个国家与唐保持友好往来。高宗驾崩，有11个国家派使臣前来参加葬礼。有61位外国国王参加高宗葬礼——乾陵会葬。就依照昭陵之制，为这61位国王刻立石像，背刻国籍、姓名、官职等文字，立于乾陵朱雀门两侧，史称“六十一宾王（蕃臣）像”。“宾王”本意就是宾服来朝的各国国王。宾王像的形象各不相同，长相有的高鼻深目，有的络腮胡须；穿着各异，有的披发左衽，有的足蹬皮靴……他们在乾陵风雨中屹立千年，共同见证着大唐的高度开放性和强大感召力。

　　由此沿袭成风，世界各国无论因公朝贡（出使），还是因私经商，皆仰慕大唐而侨居长安、洛阳等地，按惯例“胡客”无论在唐做官、经商均由唐政府供养。代宗大历年间仅“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胡客在唐朝任宰相者也司空见惯。《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记载：自唐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即白敏中）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邵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外国人来唐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当官，也能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在唐朝的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无论官费生还是私费生均可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试，中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宾贡科”，特别照顾外国来唐的考生。所谓“宾贡科”，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很多留学生考取了唐朝的“宾贡进士”，如新罗的崔志远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外国人来唐，无论是出使、留学、科举、经商、当官，都能够获得成功，做文官可以位极人臣，武官可当宫廷卫士、将军、镇使，甚至还可以公开传教……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大唐制度的优越，强大的自信，也体现出大唐高度的开放，极度的包容，因此大唐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安心摘自《学习时报》，作者王丹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