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隔膜”

　　与作家脱离生活急需批评引导、理论脱离作品急需回归文本不同，当下文学批评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化、概念化”倾向。“代际化”隔膜也是批评的一项重要症结。

　　先说批评的理论化与概念化。翻读当下文学批评的文章，作为文艺理论从业者，笔者深深感受到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幽灵”。但凡一位著名作家的作品问世，或是一部作品获得某项特殊荣誉，或是一种理论正在时髦，各种批评文章便一拥而上。譬如说“身体”。这一关键词因西方“身体美学”在国内的兴起而在批评界迅速蹿红。于是，各种利用“身体”为套筒的文章随即大量黏附到鲁迅、蒋光兹、郁达夫、郭沫若、丁玲、阿来、王安忆、莫言、余华等数不清的作家身上。且不管这些作家作品中“身体话语”究竟是如何叙述与表达的，这样一种批评的“理论化、概念化”倾向本身便对文学批评造成一种无形的伤害。我们并不否定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相反，有理论的文学批评会使得批评本身更具穿透性和思想性。但如果是不贴切的，甚至是随意性的“理论概念化”的批评试验，尽情使用现代性、后现代性、各种“主义”，以及诸如“身体”“疾病”等概念对文学作品加以“理论类型化”的概括式批评，则会深深灼伤作品本身真正潜藏的审美意蕴。文学批评需要揭示文本内外所隐喻的作家的独特价值情感结构及其文化症候，而非概念化、类型化的越过“文学”本体的文学批评。因此，当下文学批评急需祛除理论化、概念化毛病，呼吁理论的合理化回归。

　　再说批评的代际化。当下文学批评还存在着一种严重的“代际化”倾向。当前作家群体虽然仍以60后为主力军，但50后、40后、甚至30后仍笔耕不辍，80后、90后、甚至00后也异军突起。与此类似，文学批评家群体也以60后为主导，但80后凭借其先锋性与敏锐性日渐登上历史前台。这就自然产生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批评家究竟能否理解并合理评价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最简单的例子，“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苏联同时期的诸多文学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革命性”语境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当时文艺评论界皆有口皆碑，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生人，在今天也仍赞不绝口。然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批评家而言，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相较于文本的话语生产方式，则远远退居其次。原因在于，每一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成长教育环境，其关注的重心、品评的焦点以及批评的标准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很难真正准确地体验与把握住不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脉搏。

　　当80后文学批评家群体日渐走向文学批评的历史前台时，他们究竟是书桌前“纸上谈兵式”的理论类型化的“隔靴搔痒式”批评，还是能真正进入文学本体且令人信服地对文学作品中满含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世俗百态作出有效的“诊断性”评价，仍有待时间检验。

　　由此，一方面文学批评须尽快走出概念化、理论化、类型化的模式套路而吁求理论的合理性回归，另一方面则急需加强青年批评人才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感悟与锻炼理解，这也是当前文学批评走出“代际性”隔膜并紧贴作品、紧随时代的无法绕行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