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与中国新丝路同是丝绸之路，却不可同日而语。从古代丝绸之路到新丝路，就其跨文化传播而言，已然发生质变、实现升华。正如当代学者王之泰所言：“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远远高于丝绸之路的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丝绸之路的升华。”［1］从整体来看，这种质变与升华可以体现在跨文化传播的四个方面：空间、主体、客体与媒介。

　　1、空间转变。跨文化传播的空间转变，主要包括世界格局的重新调整与丝绸之路地理范围的扩大。中国历代王朝国力的兴盛衰落，及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重要与否，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传播效应。已有学者指出：当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大、敌人军事力量消损时，丝绸之路就通畅；反之，中国军事力量弱小，兄弟民族崛起之时，丝绸之路就受阻。中亚地区汉朝有安息国、唐朝崛起了大食国、后来又有波斯国，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与中国开战，但因为横亘欧亚大陆之间，既起到东西方交流中转站、连接东西方的作用，同时又百般阻挠中西方直接联络，而从中转手渔利。就整体而言，古代丝绸之路时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古代丝绸之路在我国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今之治史者通常将丝绸之路由东向西划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从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此是东段；西域境内的丝绸之路，即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称为中段；由此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是为西段。草原丝绸之路，又称皮毛路，是古代从北方草原的匈奴、乌孙、鲜卑、柔然、回纥、突厥、黠戛斯、契丹与蒙古等民族聚居地区到中亚、西亚的大道。在西突厥未分裂前，其基本路线为：从外蒙突厥可汗庭到天山以北的北庭地区，进入天山草原大道，再经大小裕勒都斯而至伊犁，再经南楚河流域至河中地区。南方丝绸之路，则起于现今中国四川成都，经云南，到达印度的通商孔道。其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是古代由中国至欧洲、非洲大陆的海上通道。其由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日本海、黄海、南海、孟加拉湾至东南亚及印度半岛，再经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及红海至非洲及欧洲各地。

　　中国新丝路空间坐标宏大。东边连着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以中国为中心，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辐射，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与大西洋联通。海陆两路在开罗汇合，将非洲、欧洲、大洋洲与亚洲融为一体。其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球人口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同时，新丝路沿线国家又是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与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跨文化区域。其既包括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中国“长城”、埃及“金字塔”、伊拉克“巴比伦”、柬埔寨“吴哥”、印度“泰姬陵”等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曾孕育盛极一时、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四大帝国，即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丰富人类文化及其传播交流有着深远影响。

　　2、主体转变。古代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主要包括封建王朝中的五大群体：一是商旅群体。商旅在“丝路”文化传播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曾将商贾与政治上领导者的作用相提并论。历史上，各国的使节、商旅与教士，通过马匹、骆驼与船只，往来于沙漠、草原、蜀道以及海上，他们成为当时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二是使节群体。汉武帝反攻匈奴的同时，曾派张骞和堂邑甘父出使西域，与大月氏结盟以共敌匈奴。后汉武帝再度遣张骞率人马、赍金银丝帛出使西域。张骞及其副使则先后至大宛、康居、大月氏、身毒。张骞等使者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也开始了中西贸易交通的新纪元。三是军队群体。唐代时曾爆发怛逻斯之战，高仙芝战败，二万余人被俘。中唐名相杜佑族子杜环因此留居大食十年，其间撰成《经行记》，他曾记录道：中国造纸匠教会撒马尔罕入用碎布造纸。造纸法因战俘而传入西亚，经阿拉伯帝国传入欧洲，成为中西交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四是移民群体。移民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快速传播的过程。传播使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传播也使文化圈不断扩大和丰富。汉武帝曾徙民实边，成百上千的“关东下贫”以及刑事犯、政治犯及其家属蹒跚度陇，步入河西走廊。河西地区原有的地旷人稀状况因此而迅速得到改变，中原发达地区的先进工具、生产技能、经营技术在古老的游牧区积极推广，伴随各种身份多种层次的“移民”沿丝绸之路的东往西来，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中外文化由此交织互汇。五是宗教群体。出于宗教的虔诚信仰，无数僧侣、教士也曾沿着丝绸之路追求归宿或弘扬教理。朱士行、法显、宋云、惠生、玄奘、悟空等，都曾沿着丝绸之路西行。而安息人安世高、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以及昙摩谶等，也沿途“游历诸国”，传译授经，对佛教文化传播的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前世界基本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期，新丝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则成为中国与沿线各国政府、跨国公司以及各种民间团体组织或个人。中国在跨文化传播时，首先，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其次，具有开放合作的胸怀，“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再次，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最后，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3、客体转变。中国新丝路的跨文化传播内容更加丰富，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与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涵盖了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与民心等多个方面。政策沟通方面，要求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设施联通方面，要求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并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贸易畅通方面，要求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并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此外还要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资金融通方面，要求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等；民心相通方面，要求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

　　4、媒介转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丝路的跨文化传播媒介更加丰富、灵活与高效。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境外投资、营销渠道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文化企业在沿线各国开展项目推介、产品展销、投资合作，重点扶持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丝绸之路精神的演艺、动漫、游戏、艺术品、工艺美术、网络文化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也提出，要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或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或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与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并呼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与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这些都属于新丝路跨文化传播的媒介。（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