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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南线海上丝绸之路”而言的。也是借助传统“陆上丝绸之路”而专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统称。“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南线航线,也称“南海丝绸之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
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是在大陆文明东渐与河海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经历了漫长而且线路不断变化、反复的过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开始萌芽,到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帝国开始成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黄河文明与海洋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是我国先人利用濒海优势获得丰富的渔业资源进行商业贸易、统治阶级为实现一己私利而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期间秦始皇派徐福从青岛琅琊台东渡大海寻仙药、汉武帝派五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渡海对朝用兵,证实了“东方海上丝路”的成熟。而起源于西汉时期广东徐闻港的南海丝绸之路,从时间上要晚于东线海上丝绸之路。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是以青岛胶州的板桥镇古港口在唐宋时期成为北方唯一、也是最大的市舶司为标志的。公元623年唐高宗应高丽王请求从板桥镇海运官兵助他平叛动乱,战争结束后,板桥镇就由军港变成连接南北和对外贸易的商港。据统计,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大都是通过板桥镇上岸转陆路去西安的;韩国(当时的新罗国)作为唐朝的近邻关系更为密切,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海路都是从“东方海上丝路”来中国的。两宋时期板桥镇市舶司的设立,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达到顶峰。
随着唐宋时期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海丝路”也得到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设立了市舶司。但它们大多前往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与日韩的联系依然多选择北上板桥镇转“东方海上丝路”到达。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元明时期的中国已经确立了南方是经济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基本格局,加之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得南北方之间的海运成为保证南方粮食、丝绸、瓷器等北上大都的重要运输方式,而陆运与河运等方式则降为其次。由于山东半岛经济的重要性和地理位置的承上启下性,元朝第一次在山东半岛设省管辖与高丽、日本之间的贸易与交流,并开凿胶莱运河贯通黄渤海,到明朝依然发挥过南粮北上的作用。而青岛胶州也因板桥镇港的海河贸易中心而繁荣富足,被称为“金胶州”。南方海上丝路,也因元明时期广阔的地域和雄厚的实力而发展迅速,到郑和七下西洋时达到辉煌的顶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
明末清初的海禁政策,使“海上丝路”被阻隔。特别是北线海路,因清朝时从东北到朝鲜半岛的陆路畅通无阻,加之海上倭寇入侵、胶东半岛诸海港作为大都的门户首先被关。南线“海上丝路”在海禁的同时,朝贡贸易仍然进行,民间商贸和文化往来也一直没有间断,因此明清时期仍在广州设市舶司。由于清朝整体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所以,整个“海上丝路”并不繁荣。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发现了东方新航线,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的殖民者、商人、传教士、探险家纷纷来到东方。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极大的变化,传统“海上丝路”面对着西方掠夺和战争的挑战而衰败。
二、“东方海上丝路”的价值和启示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使青岛当仁不让地成为该航线的启始点和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城市,所以,“东方海上丝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对青岛的今后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于陆上的丝绸之路。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夏帝芒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就“东狩于海,获大鱼”,以及秦皇汉武多次派人或军队探索海洋和拓展海外事件,表明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草原丝绸之路”和张骞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很多年,当然也早于南线海上丝绸之路。当张骞通西域凿空陆上丝绸之路时,曾是胶东王的汉武帝十几次巡视胶东半岛,就是为了保证“齐纨鲁缟”这个丝绸之路的基地稳固,以满足同时代西方罗马帝国兴起而涌起对丝绸的大量需求和无限渴望。所以,秦皇汉武时期的山东半岛以及青岛是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区,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航点。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古代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通过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向日、韩等地运送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进入中国的主要有日韩的栗子、织锦、药物、奇禽异兽等。日韩向中国学习制铜、制陶技术;中国也吸收高丽乐、天竺乐等文化艺术。特别是佛、道等宗教思想的东渐日韩,从板桥镇作为启航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来自新罗国的圆测大师(玄奘弟子)及其他的众多韩国弟子,通过“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佛教传入新罗立下汗马功劳。日本园仁和尚也如大唐玄奘一样舍生忘死四次通过海路从胶州板桥镇上岸来中国取经,成为日本一代大师。新罗国流行的“花郎道”也是受山东半岛崂山道教的影响,又融合了儒、佛等多家文化的思想。至于西晋高僧法显经西域去印度取经,最后从斯里兰卡坐船回国,在青岛崂山登陆,更是成为将陆、海“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第一人,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可以说,“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等国形成儒家文化圈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青岛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点和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是历史的选择,更是对今天的默默昭示:那就是今天的青岛应该继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就并创造更伟大的辉煌。
“东方海上丝路”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中所包含最主要、最根本的特色就是海洋、贸易和文化。“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既是我国不同历史阶段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见证,也是我国与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发展与海洋安全与沿海各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沿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却不平衡,如何连结起亚太地区各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发达各国之间的联系,崛起中的中国以史为鉴、以史为媒,用“一带一路”这个最能体现各国文化价值最大的公约数,来连结各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享利益。
青岛是山东省的龙头,是胶东半岛的心脏,更是“东方海上丝路”的起始港和枢纽城市;所以,积极加入到“一带一路”国家重点战略中,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是历史赋予青岛的使命。当然,参与到“一带一路”国家重点战略中获取更多政策红利,以及利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来促进青岛的发展、山东的发展也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青岛与朝韩日隔海相望,是近邻。青岛和朝日韩在文化和经济上有很多相似性和互补性,特别是中韩自贸区的核心内容已经谈成,更是给青岛一个借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创造新辉煌的机会。我们相信,用“东方丝绸之路”来连接与朝日韩的友好文化交往、促进彼此之间贸易经济的新发展、打造中国与朝日韩之间的海洋和平与海洋开发将是完全可行的。
当然,我们青岛比起南方各城市在申遗工作中有所落后,但是后来者居上的劲头本来就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因为历史越悠久,动力越强劲。让我们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独特的历史文化来寻找与其他城市和国家最大的文化价值公约数,用历史领航未来,用文化支撑经济,用贸易交互利益,用对话交流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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