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等重大节庆，有关少数民族的话题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其中，作为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尤为引人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由于缺乏专门人才，基本上由汉族团队以汉语为主进行创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汉族印记。这些电影不仅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旖旎风光和风俗景观以视听方式呈现给观众，也为巩固民族团结、增进国家认同感发挥着独特的意识形态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黑骏马》为代表，运用本民族语言观照民族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少数民族电影逐渐增多。2005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该片的创作班底以少数民族电影人为主体，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藏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有效实现了少数民族电影表达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功能，具有文化人类学的独特价值。此后，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一批少数民族电影人才迅速成长并形成团队，用自己的语言和视角来讲述本民族的故事，使少数民族电影从国家化叙事向个人化叙事转变，实现了少数民族电影本土化和现代化的转型。2011年北京国际电影季集中展映了30部少数民族母语电影，成为电影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众多民族母语电影的电影节。参展电影不仅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也展示了中国多样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的对应性。近年来，随着电影制作技术逐渐提高，创作理念不断更新，电影生产能力越来越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创作模式，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逐步迈入新的“黄金时代”。

　　从汉语为主到母语创作

　　母语电影的大量出现是中国民族电影主体性觉醒的表现。当下大部分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都坚持母语创作，并且不断拓展创作语种，2005年至今，已经有至少11种少数民族语言拍摄的母语电影出现。这些影片注重本民族语言的运用，挖掘和呈现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比如，蒙古族导演巴音执导的《诺日吉玛》，以诺门罕战役为背景，讲述在草原苦苦等待爱人的诺日吉玛救助日俄伤兵并化解战争仇恨的故事，虽然没有正面战争的场景，却充满了对荒谬战争的批判和反思，并借呼伦贝尔草原的壮美景观歌颂蒙古人民胸怀的宽广。小成本制作的公路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借裕固语和甘肃方言的使用来定义角色身份，以两兄弟归乡之旅来审视裕固族逐渐消亡的民族文化，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当前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创作仍有不少汉族创作者参与。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充满热爱之情，拒绝“猎奇”的创作心理，避免居高临下的审美姿态，更多地将少数民族发展和对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省思相联系，并以民族化视点进行叙事，从而获得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在内的广大观众的认同。比如，获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的《西藏天空》就有汉族导演参与创作。影片以庄园少爷和农奴的爱恨情仇为主线，将个人精神探求与时代变革并置来表现近代西藏的历史变迁，用藏语、汉语、英语的碰撞交流来演绎西藏民族身份的流转，并借宗教神秘主义的表现阐释历史变迁下西藏人民精神世界的叩问求索，是一首西藏农奴制蜕变的史诗。

　　围绕少数民族电影作者身份的界定，历来存在很多争论。其实，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最重要的不是导演的民族身份，而是导演的文化审美态度，包括对少数民族生活文化的把握、所选择的审美表达方式以及能否获得少数民族电影观众的认同。当下坚持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创作的主创人员来自各个不同民族，他们在民族身份、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多侧面的特点，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同侧面在电影创作层面的写照。

　　从自我书写到和谐共生

　　在坚持母语创作的同时，不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注重“原生态”表达，以民族文化的自我书写为方法，以还原少数民族文化的真实面目为宗旨，将那些未经特殊雕琢、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现形态呈现在银幕上。其创作大多借助母语的陌生化效应，在此基础上寻求并确立民族的自我身份，诸如《碧罗雪山》《德吉德》算是原生态民族电影中的精良之作。随着这种“原生态”创作策略的广泛运用，当下众多少数民族电影在艺术上成绩斐然，成为中国电影一道具有独特魅力的风景线。

　　长久以来，我国形成了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所以，少数民族电影不仅要“各美其美”，更应“美美与共”。近年来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注重风格及其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所呈现的内容从“过去”“古代”走向现代，走向日常生活，展现了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共同价值的追求。比如电影《我的旗》，以一面“国旗”作为叙事核心，结构起维吾尔族村民胡达拜地·依明接受护旗手军人的临终嘱托、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升国旗的感人事迹以及升旗、买旗、做旗杆、找旗等生动情节，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达了一个村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爱国激情。还有《遥远的锡林郭勒》《伊犁河》《漫翰调》等，从不同角度表现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团结友爱、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涵，艺术地呈现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母题”。

　　从政府扶持到市场生存

　　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商业浪潮涌动下却只能影院几日游，甚至直接被拒之门外，在主流商业院线成为“不可见的电影”。很多电影陷入了有专家喝彩却没观众观看，或者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这从侧面体现出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存在的接受困局，我们必须调整思路，在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借助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和商业营销手段实现市场生存。同时政府应承担起文化责任，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从文化多样性、文化安全的角度，提供一切可能的扶持。需要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电影不仅是面对电影市场的电影产品，它还可以借助光影这种便捷的传播媒介，将身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所思所想展现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国观众面前，对满足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维护国家各民族安定团结、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创作生产的问题，我们不能局限于市场层面的思考，而应该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2013年10月启动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旨在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拍摄至少一部电影，是政府层面对少数民族电影又一次大规模的扶持，也是对电影“唯票房论”的矫正。活动借助“艺术院线”进行长线放映推广，不失为少数民族电影市场化生存的一种有益尝试。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有其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一种民族形象、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着西方文化霸权，我们的创作必须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表达，追求和实现文化多样性，达成现代语境中文化生态的优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不同侧面”特征都体现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除了艺术价值，少数民族电影承载着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多重使命，是促进多民族共同发展，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实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理想的现实写照。当前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已经成为呈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市场化、国际化的历史背景下，抓住电影产业转型期的关键机遇，民族题材电影就有可能在中国电影对外传播战略中成为领头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作者饶曙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