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学问和人格的发展，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这种独特的对于学问与人格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如果把学问比作一条路，今天大多数人都在这条路上游荡过十几年。我们童年时满心欢喜地走向学问之途，学着学着就变得心不在焉了，觉得自己接受的不过是一些无关人生痛痒的学问。学问再多，内心的迷惘或寂寞好像并未减少，一个充实而宁静的心灵世界总是离我们很遥远。

　　孔子时代就有了学问的这种分野，所以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为己”的意思，不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说为了自己的人格，也就是学问的目的是指向自我的。完善自我，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学问的最终目的。“为人”的意思，则将学问的目的指向了外在或他人的认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学问。

　　在孔子的话语中，“古”一直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今”则为一种现实。从这句话看出，从那个年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学问，一种是为了社会性需求，即为了做官、谋生的求学；另一种则为了使自己人格得以成长的求学。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只是完成了第一种功能，即求学的社会性功能。

　　孔子并不反对“为人”之学，但他无疑更看重“为己”之学。所以两千多年来，“为己”之学一直被看作儒家的核心，儒家被称为“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说的。在孔子看来，如果只做“为人”之学，是缺乏根基的，容易使人生成为一座空中楼阁，这时学问反而成为了生命的一种负担。而只有以“为己”为一切学问的根基，一个人才真正能够找寻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也在这里。西方的知识系统，其实一直强调的是“为人”之学，人役于物、工具超越于价值之上，是西方知识系统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重提“为己”之学的重要，也变得有了特殊的意义，它至少让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当代人类精神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在儒家的知识系统中，使自己获得一种完善的人格，不仅是首要问题，也是一个终极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学问的目的，都要指向这个目标。“为人”之学只有指向了这个目标后，才能有自己的创造或发现。儒家对自我人格的看重，体现了这种思想体系的宗教属性，它对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远远超过了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关心。

　　当然，儒家的“己”，并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个体，这和西方的个人观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的个人观，更多地是指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中心点。这种个人观是由个人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角色构成的，始终与社会和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己人格的实现，也需联系到他人人格发展。这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意思。

　　《大学》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的就是个人的人格如何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这里，修身即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也是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家庭在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放大的个人权利，家庭美满了，自然体现为个人的成就；而国家在儒家的思想中，被想象成是一个扩大的家庭。个人在修身过程中，实现了与家庭、社会的共通和相互依赖，也完成了个人在这个共同体中的关系与角色。儒家认为，个人人格的完成，必须要通过对社会介入，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完善。

　　儒家对学问和人格的发展，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它与西方文化认为个人人格的成长，需通过对上帝信仰不同；与印度文化远离社会的自我修行也完全不同。对于整个世界文化体系来说，这种独特的对于学问与人格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