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整合文艺研究话语体系

　　张江：与盲目地求新求异相比，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文艺研究话语体系的整合。当前，我们的文艺研究存在多种理论资源与话语体系，彼此之间的隔绝冲突显而易见。有效整合多重话语体系是对既有理论资源的消化吸纳，也是建设文艺研究中国话语的必要工作。

　　段吉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理论见解，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与批评原则。其次，要充分关注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各种新兴审美文化经验要有充分的理论把握。再次，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学与艺术问题的基本语境与现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相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展现理论研究与当代语境的关联性。

　　当代西方新兴文化思潮的崛起，既给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带来了对话与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下，中国传统文论、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四种理论资源。在理论建设中，既离不开对它们的有效借鉴，更需要做出深刻的批判鉴别。特别是当代西方文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已经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因此，把握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换的理论路径及其中国影响，系统反思当代西方文论话语的有效性与理论缺陷，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不是靠简单梳理历史发展就能实现的。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反观传统、反思经验，进行批判性的理论探究，需要在批评实践上，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解析当下文艺发展经验。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特性，又要系统把握由于历史语境发展变化导致的具体文艺问题的发展与变异。从历史变化和现实语境出发，充分观照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经验变迁中的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现实，方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品格，展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上的努力和成绩。

　　话语体系建设要关注当下实践

　　张江：建设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这个命题蕴含着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诉求。从空间意义上讲，是要建立文艺研究的本土意识；从时间意义上讲，则是要建立文艺研究的当下意识，两者最终都是为了解决“有效性”这一核心问题。所谓当下意识，就是文艺理论要关注当下文艺实践，解决当下文艺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高建平：从本质上讲，理论是实践的。首先，理论的起源是实践。理论总是关于某物、某事、某学科的理论。那种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说法，是荒唐的。其次，理论要指导实践，并受到实践检验。如果文学艺术的理论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没有指导作用，只是一些自我消费的空洞话语，或是清谈家的谈资，那么，这种理论就没有发展前途，从事这种理论的人以及整个文艺理论学科，都会在社会中自我边缘化。

　　人们思考和构建理论，尽管最初是从实践出发，但在构建过程中会出现种种偏离。这些偏离的形成，既受个人学术特点的影响，也有理论大环境的原因。有时，在某个时期有着一定进步意义的理论，过了这个时期，就会成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晚清时，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极端保守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这种学说有助于突破迷雾，“开眼看世界”，尤其对于引进西方的器物之学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碰撞中屡遭挫折，这种学说就过时了。晚清以来另一种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指导思想，是“西体中用”，即“向西方找真理”，运用于中国。通过“西体中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并付诸实践，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后来，人们在总结中国的现代历程时发现，思想的引进也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思想理论，凡是符合实践需要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运用的就取得成功，凡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生搬硬套的就遭遇失败。

　　以上所论是经过长期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有的甚至是血的教训。但是一些文学理论研究者却忘了这一切，纠缠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间，各执一词，造成了学术上的空耗。其实，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文学理论研究也要以当下的现实、当下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践为本，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实践为“体”，“古”和“洋”都是“用”。

　　当下的文学艺术理论，还是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标准”“自主创新”之路。继续向国外学习，拿来对我们有用的理论话语。这些话语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创新上，创新才是文艺理论话语建设的主要途径。

　　张江：前不久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这应该是我们建设文艺研究中国话语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