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士的闲适化和民间的普及化

　　朱元璋出身贫寒，发迹前备尝民间疾苦。登基后，即诏令罢贡龙凤团饼茶，只贡少量茶芽，从此开创了茶文化史上叶茶、散茶冲泡烹饮的新时代。因其简便易行，此法一直沿袭至今。明人重视贮藏置顿之法，无论在茶品审评、采摘炒焙、择泉煮水、火候汤候、烹点饮啜、品饮时宜禁忌及人文环境等方面均有与宋元不同之处，即已从烹饮末茶为主过渡到以啜饮散、叶茶为主。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六府成为新的名茶产地，茶人茶侣亦群聚于此，把文人茶推向极致，成为领导潮流的新的茶艺中心。与此同时，江西、福建等地也有一批文士嗜茶成习，以喻政、徐 为代表的茶人在探求茶艺的同时，还汇刻《茶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书丛刊，所收茶书多达数十种，为总结唐至明代文人茶的茶艺、茶道，推进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明人的别集中，还有内容丰富的茶诗文，充分展示了在追求优雅闲适生活方式的明代士大夫心中，饮茶成了不可或缺的必修之课。正如陆绍珩总结的那样：“幽人清课，讵但啜茗焚香。”由退休官僚、文人隐士、书画与赏鉴名家及茶商为主体构成的茶人集团，其生活方式无非就是：“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娱。有兴则泛小舟，吟啸览古于江水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蒪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士，佛庙绝胜。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沼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烹茗为这种优雅精致的社会生活方式注入了活力。

　　自陆羽《茶经》以来，对器具、泉水的讲求代代相传。有“天下第二泉”之誉的惠泉，自相传陆羽品泉以来即长盛不衰。无锡惠山泉长达一千余年的盛名，充分证明茶、泉、器具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茶艺的三要素。茶器具则各代各具特色。陆羽《茶经》所述之二十四具，乃日常用品；法门寺出土的皇家茶具之精美，令今人叹为奇观。宋代极重建盏斗器及长沙白金茶具等，又发明了茶艺的核心器具——茶筅，其成为日本茶道中首要茶具。甚至我国各个时代对茶具的颜色也有不同要求。如唐代崇尚绿茶，选用茶具以越窑、岳窑为上，因其色青，可益茶色。而宋代尚白茶，则以建盏黑瓷为宗，亦以其“咬盏”分明，宜于斗茶。当时的一种兔毫盏，尤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来流传到日本，被称为“天目碗”，今已是“国宝”级文物。明初王宠家藏茶鼎，与供春紫砂壶、惠山竹炉、宣窑茶具齐名。竹炉最能体现返璞归真的茶艺思想，因而深得明代南方茶人的喜爱，诗酬吟咏，历久未衰，绵延明清两代近五百年尚余音缭绕，其盛况可见清吴钺、刘继增辑录《竹炉图咏》，堪称明清的代表性茶具之一。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应在宋代，清陆廷灿《续茶经》等书中所搜辑的宋代茶事数据最多，即为明显例证。在《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中收集的宋代涉茶诗文词赋中尤有充分体现。笔者数十年致力于爬梳搜辑，已近百万余言，这仍将是有待继续整理的珍贵文化遗产。

　　明人张源将茶道总结为“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的“精、燥、洁”三字经茶道。其《茶录》堪称深得茶道真谛的经验之谈，这是他长期饮用名茶碧螺春总结出来的茶艺心得，虽语言朴素，却不失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茶准则。而杜浚（明清之际著名诗人，以嗜茶著称于世，撰有《变雅堂集》等）所谓“茶有四妙”，“湛、幽、灵、远”，却更多蕴含了他对空灵幽远境界的精神寄托，代表了明清文人对茶道的追求，这与日本茶道有某种相似之处。总体而言，明人艺茶，追求环境优雅，白石清泉，烹煮得法，善于观赏，将其视之为茶人茶道的精粹。清代的茶文化，在“君不可一日无茶”的清高宗乾隆时代达到了高潮，体现在《红楼梦》等小说中的茶艺，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老舍先生的《茶馆》，仅以三幕就抒写近代三个不同时期的众生相和社会百态，从这个角度而言，茶馆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的缩影，故历代的茶馆也是社会学史家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