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贸易”在宋代始成制度

　　黄庭坚诗云“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生动贴切地概括了我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茶马贸易制度的历史，值得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茶马贸易始于何时？

　　我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之始，向来有“定论”，即始于中唐以后。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封演随心所欲的十二字小说家言，被欧阳修抄入《新唐书·陆羽传》，后又被宋末王应麟、马端临分别据以写入《玉海》（卷一八一）及《文献通考·征榷五》，遂不胫而走。封演之说历来被视为不刊之典，但细究其实，这无非是一种毫无史料根据的主观臆说。

　　安史之乱后，回鹘大驱名马入唐，确为史实，但唐政府支付的为绢帛而不是茶。安史之乱前后，唐茶还只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尚未普及到民间，绝无可能用相对而言较昂贵而又稀缺的茶去交换西马。唐代征收茶税，始于建中三年（782），但是作为权宜之计推行的；正常的开征十一税率茶税始于贞元九年（793）。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榷茶试验，不到一年即告失败，也为自己招致了杀身之祸。直到宣宗大中六年（852），裴休立“税茶十二法”，才使得唐代茶法稍具规模。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具有某种封建国家财政经济“计划体制”性质，作为由政府组织或主持的易货互市的经济模式，是以官方榷茶为必要前提的。而唐代没有史料可以证实茶为易马之物；相反，绢马贸易的史料却比比皆是。绢帛，是唐代实行两税制度征收的主要实物税，是唐政府支付西北少数民族之马的主要偿付物。唐代有一专有名词——“马价绢”。确切而言，唐代实行的是绢马贸易，而绝非茶马互市。

　　“安史之乱”后，大唐昔日水草丰美的牧马胜地陇右等沦失殆尽，吐蕃乘虚而入，“苑牧蓄马皆没”，“马政一蹶不振，国马唯银州河东是依”。安史之乱平息后，为了维护国防，须保持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除了国内括马外，唐政府就只有向回纥、吐蕃等市马一策。绢马互市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马价绢”对唐王朝是一项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在任何唐代文献及出土资料中，迄今尚无可考见真实可信的茶、马互市数据。因此，所谓乾元以后唐与回纥始行茶马贸易，不过是封演心血来潮、向壁虚构的小说家言而已。即使仅从史料学而言，孤证是不足以采信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过的治史原则：“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

　　即使到五代，甚至宋代中期，高昌回鹘以马换回的仍然主要只是钱和绢帛，殆无可疑。

　　明确记载茶马互市的史料似始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市马”，因路途遥远，运钱不便；又恐“戎人”得铜钱后熔铸成兵器，故应盐铁使王明之请，“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从之”。而茶马贸易真正形成制度则在宋真宗咸平元年（996），《长编》卷四三有载：应杨允恭之请，正式置估马司，主管市马，定河东、陕西、川陕诸路市马之处凡十九州军，皆置市马务，遣官主其事。又重申：“以布帛、茶、他物准其直”，岁市五千余匹。又在边境设招马之处，遣牙吏入蕃招募，给路券，至估马司定价。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比较完备机构、制度和具体规定的茶马贸易资料，作为一代典制的要素均已具备。不久后还产生了与唐代“马价绢”相对应的“马价茶”一词。这一“马价茶”，堪称茶马互市的标志物。其后，关于茶马贸易中茶作为主要交易物的史料屡见于载籍，《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就有无数条详尽记载。现存散在《宋会要》各门中的茶马史料，至少有数十万言，加上明代的茶马资料，已有百余万字；笔者经多年整理、校证，即将在《茶书全集》中刊行。

　　茶马贸易的高潮在熙宁七年至元丰末年间（1074—1085），这是为了适应神宗开边拓地积极进取的军事需要。宋神宗命李杞、蒲宗闵相继入蜀主持榷茶、买马，在成都和秦州（今甘肃天水）分别置茶、马两司，榷茶买马。作为熙丰新法的措置之一，大张旗鼓在川陕展开，并作为赵宋王朝的不易之典延续至南宋之末。北宋买马年额约在15000至20000匹左右，最初易马茶用一驮（100斤）易一马，后比价不断上升，至南宋数十驮茶尚换不到一匹善马。最多时每年用博马茶逾1000万斤，约为蜀茶产量的三分之一。通常以雅州名山、洋州等四色茶为主。北宋易马多在西北。南宋因西北易马之地丧失殆尽，市马之处以西南为主，多为不及格尺的驽马，难以上阵。战马不充，质劣数少，没有强大的骑兵军团，是宋军在宋辽、宋夏、宋金、宋蒙之战中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宋臣多有激愤痛切之论，然马政弊坏，茶马之政也每况愈下。

　　茶马贸易作为一代成典，体现了宋政府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的经济观念。宋代的茶马贸易也影响到明清两朝，尤其明代。湖南安化等地的茶砖等紧压茶创造于宋代，数百年来一直是畅销边茶的主要品种之一。当然，宋代茶马贸易也会伴随一些血泪代价，宋政府带有超经济垄断性的茶马贸易政策也必然会蒙上不平等交易的阴影。但茶马互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毕竟利大于弊，其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达七百年之久，绝非偶然。其对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交融及我国西北、西南缘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进步，无疑有积极的影响。但与早已成为显学的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明茶马贸易的研究，尚未引起中外史学界的充分关注，仍是尚待“垦辟”的“处女地”。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其新著《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