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封建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对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

　　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推行了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

　　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适时转变前朝的治国思想，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老子的“无为”思想，本意是行事处事应当顺应自然变化。而运用到治国理政上面，正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皇帝要以百姓的愿望作为自己的愿望，一切顺应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即治国不可走极端，不可奢侈，不可过分。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做出超过民众承受能力的蠢事。在萧何为相时，“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利用民众对秦法的不满，进行改革。在曹参继任为相时，仍旧坚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方针，强调治国要做到“上无苛令，官无烦治”，避免举措过多，扰民不安。

　　（二）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守天下难易？”魏征回答：“甚难。”“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致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在此，魏征提醒唐太宗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入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持久盛世的到来。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创造新策，推行新政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转变治国思想，进而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创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

　　（一）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唐太宗带头减少“劳弊之事”。贞观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宫殿，材料已齐备，但想到秦亡的教训，便停止了。翌年，群臣以“宫中卑湿”为由，多次请求建造新的宫殿，他始终未同意。

　　（二）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为突出。贞观二年，唐太宗问什么样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他深明隋炀帝偏听偏信的结果是身死国亡，自己便虚心纳谏，要求臣下踊跃谏诤。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前后有30多人进谏。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太宗从谏如流的开明作风，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改变了君臣甚至臣民上下阻隔、闭目塞听的状况，使君臣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下情。

　　（三）任用贤才。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深知，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1.建立选官制度。察举制始于汉文帝，成于汉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为标准举荐人才。察举制实行之初，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使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成为人才济济、功业鼎盛的黄金时代，但到后来，逐渐出现了弊端。科举制自隋朝创立，延续至清末，实行了1300多年。科举制把读书、应试与做官联系在一起，否定了门第出身，使一批出身寒门、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官吏队伍，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推动了革新的实现和盛世的形成。

　　2.重视搜罗人才。李世民称帝之前，就开始揽聚人才。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就“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李世民称帝之后，“开馆于宫西，延纳四方文学之士”，供给珍膳，恩礼优厚。唐太宗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只要他们确有才能，忠心于唐，都委以重任。而他们也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

　　3.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分别发挥各自长处。他认为：“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治理国家，难求贤才，更难充分信任贤才。皇帝要能辨别是非真伪，与贤臣建立信任关系，贤才就会打消顾虑，尽忠效力。唐太宗听从魏征的建议，“竭诚以待下”，与群臣推心置腹，形成上下同心的大好局面。唐玄宗放手让贤才处理政务，不多加干涉。对此，后人评论道：“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崇尚节俭。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等无所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他平时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服饰，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宫中的纬帐不施纹绣。

　　（五）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详尽规定唐朝的各级机构和官吏任用，是开元时期政治体制的完善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六）团结异族。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因此，贞观时期，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少部落主动要求归附。

　　古代“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唐朝盛世，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旷世繁华。康乾盛世何等辉煌，但乾隆刚一退位，就爆发白莲教起义。各地骚乱，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统治者们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守泰”，社会各界由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太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滋生、积累、酝酿。而封建统治者后继乏人，直接加剧了这种状况。回望盛世，都有明君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有一批志存高远、才略卓越的名臣辅佐，共同促成盛世降临。然而，在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国家的发展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一代不如一代。数世之后，即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臣凋零，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谈何开拓进取。

　　（二）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实现开元之治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转“昏”，怠于政事，委任奸佞；偏听偏信，不纳忠言；追求奢靡，激化矛盾。玄宗晚年宴乐无度，喜好女色。在他的带动下，“公私相效，渐成风俗，由是物务多废”，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官僚机构庞大、贪污腐化成风，必然造成百姓负担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三）统治阶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大清盛世的缔造者盲目乐观，沉湎于荣华富贵，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进步潮流的肇端。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封闭愚昧、妄自尊大，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停滞不前、不可自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